的支柱，這種信念一直是民粹主義的基礎。”“全部的俄國民粹主義都起源於憐憫與同情。在70年代，懺悔的貴族放棄了自己的特權，走到人民中間，為他們服務，並與他們匯合在一起。”“民粹派知識分子深入到人民中去，是為了和他們打成一片，教育他們，改善他們的經濟地位。”可以說，民粹主義在初期是帶有啟蒙色彩的，他們走到民眾（主要是農民）中間，是出於“憐憫與同情”，是為了“教育他們，改善他們的經濟地位”。
但是，在走向民間的過程中，民粹主義知識分子把俄國的農業村社組織和農民大眾理想化，同時，出於一種原罪意識，他們貶低自身、貶低文化，帶有強烈的懺悔心態。原罪意識本身是一種反省能力，是一種高尚人格的體現，這不但沒有過錯，而且還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是，這種懺悔和自責必須要有一個人格和精神獨立的限度，超越了這個限度，就會走向負面。把廣大民眾理想化，認為大眾代表著一種高尚的道德，這本身就帶有空想色彩。以想象判斷代替事實判斷，這顯然是錯誤的。民粹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宣傳提綱中說：“革命者應當徹底放下他們的貴族架子，永遠變成一個農民、一個工廠工人……”他們甚至還極端地說：“如果有人提出同民眾結合的要求，那麼任何一個不穿粗呢外衣的人都會被認為是壞蛋。”深受民粹主義影響的文學家托爾斯泰說：“如果資產者和貴族希望得救，那就讓他們變成農民吧，因為惟有這樣才有真正的意義；正義在於農民不剝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們親手給自己蓋房屋、親手做鞋子、親手縫衣服、親手養活自己。”巴枯寧在《告俄國青年兄弟的幾句話》中說：“不要在科學上煞費苦心了，人們想以科學的名義把你們束縛起來，使你們失去力量。同這個世界相聯絡、作為這個世界的表現的科學，註定要滅亡。”克魯泡特金說：“我們否認社會的最有益的進步運動是透過那些受教育比社會中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數人的發展來完成的，我們絕不希望用社會的經費來培養這少數人；因此，我們既不需要大學也不需要學院，因為大學和學院都是用社會經費來維持的，除非社會每個成員無一例外地都能進入大學和學院……”
民粹主義的悲劇之路（2）
民粹主義更致命的誤區在於，在極力自我貶低和極力美化大眾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擔負起啟蒙大眾、教育農民、批判社會的人文使命。在當時的俄國，民粹主義知識分子明明是思想先知，他們不缺乏知識，也不缺乏可貴的獻身精神，可是他們卻一直沒有教育農民大眾的道德底氣，沒有那種傳播知識、啟蒙民眾所需要的捨我其誰的勇氣和氣概。
二
為什麼底氣不足、缺乏勇氣和氣概？原因就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出身”有問題。在當時，俄羅斯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出身於貴族，貴族和農民大眾分屬兩個“階級”，前者剝削後者。可以說，一些貴族子弟之所以能成為知識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對農民大眾進行剝削的基礎之上的。這就使得良心發現的民粹主義知識分子愈加有了“原罪意識”，他們認為，自己的貴族出身是一種“罪”，以貴族的特權獲取知識也是一種“罪”，最後，甚至知識本身也成了一種“罪”——至少是一種有罪的證明。所以，他們要貶低自身、貶低文化，以便儘快、徹底地走向民眾，以實現“救贖”。別爾嘉耶夫評論民粹主義知識分子時說：“如果我（指民粹主義者）是一個貴族、商人、學者、作家、工程師、醫生，我就不能感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只能把人民看作一支神秘的異己力量。他們是更高的真理承擔者，我必須跪在他們面前。”這樣的評論確實說透了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軟弱性格。
由“出身”不好造成了底氣不足，由底氣不足造成了性格軟弱，性格軟弱就註定要尋找依附力量。民粹主義者依靠的物件自然就是農民大眾，他們極力地謳歌勞苦大眾，一方面是在彌補“罪過”，一方面也是在尋找未來的依靠。他們認為，罪惡的沙皇統治註定要終結，腐朽的貴族必將沒落，只有農民大眾才是未來俄羅斯的主人，他們要使自己迅速地溶入到人民之中。為此，他們不惜放棄貴族身份，放棄優雅、舒服甚至是奢華的貴族生活，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財產和生命。他們的這種奉獻精神是真誠的，可貴的，他們要溶入民眾之中、成為“人民”一員的心態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當獻身到了失去自我的時候，所謂的人民往往也就成了一個抽象的概念。用放棄個*利和尊嚴的方式去換取“人民”的接納，以實現身份的轉換，這顯然是一條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