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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項新政也罷,一場改革也罷,如果只從“朝廷”(政府)的本位出發,而不是從“民眾”的本位出發,只把“民眾”當作改革陣痛的承擔者,把廣大百姓當作“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背景音樂和陪襯道具,那麼,這樣的改革即便規模再大,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四
平心而論,與1898年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屠刀相比,1901年宣佈實行改革的新政詔書顯然可以給人們樂觀的期待。事實上,清末新政所實施的改革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康梁維新變法的衣缽,表明大清王朝正試圖將中國引向現代化的道路。可是,恰恰在變革的過程中,大清帝國轟然坍塌。清末的這段歷史很容易讓人想起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的一段論述,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寫道——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的*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憤。
我覺得,這段話不僅可以解釋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而且還可以移到中國,為我們更深入地解讀清末新政的失敗提供很好的理論視角。“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的晚清是一個壞政府,而它又恰恰跌倒在變革的路上。可見,歷史往往會用不同國度的史實來揭示相同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又足以給人以超越時空的聯想和啟迪。
民粹主義的悲劇之路(1)
一
沒有人能否認,中俄兩個東方大國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這種聯絡不僅包括著山水相連的漫長國界線,還包括著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影響和滲透。 最明顯的例證便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主義。”其實,何止是*主義,在“以俄為師”的歲月裡,俄國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都曾吸引過中國人關切的目光。其中,民粹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性格和悲劇命運有著邏輯上的致命影響。
俄國的民粹主義(Populi*)萌芽於19世紀50年代,興盛於70年代。當時,沙皇俄國已經腐朽不堪,俄國知識分子開始為自己的國家尋找出路。在這個問題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有著不同的看法。西方派認為,俄羅斯應該走西歐的發展道路。而以赫爾岑、別林斯基為代表的斯拉夫派則認為,俄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完全不必走西歐資本主義的道路。俄羅斯只要能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礎上建成社會主義。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繼承了赫爾岑、別林斯基等人的“農民革命”理論,並試圖把這些思想落實到實踐行動之中。他們認為,只有俄羅斯可以、也應該給予人類新的文化內涵,給世界帶來正確性的創造。為此,斯拉夫派強調俄羅斯民眾的力量,把民眾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並主張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改革,由此形成了民粹主義基本的價值觀。
對此,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民粹主義是俄羅斯的特殊現象……斯拉夫主義者、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義者。把人民看作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