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統一的標準，而考經義則容易評判。這其實是以考官為本位做出的一廂情願的命題思路，即，命題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如何方便閱卷打分，至於這種考法是否符合考生的實際，是否照顧到了人才的多樣性，是否壓制了一些考生的個性，是否有利於真正的人才脫穎而出，實現選拔效用的最大化……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能照顧到就照顧到，照顧不到也就算了。這樣的命題思路其實早在宋朝就顯示出了它的弊端。王安石最初是主張考經義的，他實行變法，也想透過考經義來選拔“經天緯地”之才，可是，改考經義後得不償失，就選拔人才的質量而論，考經義反不如考詞賦。這一點，就連王安石都為之慨嘆，說“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反變秀才為學究”了。
其實，這裡面的道理並不難。讓一直躲在書齋、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舉子們議論“治國安邦”之策，他們除了闡發（甚至就是照抄、照搬）先賢的遺訓之外，能說出什麼切中肯綮的宏論？可惜，宋朝的這一教訓並沒有被後人汲取，後世一直延續考經義的路子，直到現在，各省的高考作文也依然明確規定“不能寫成詩歌”。無論這條規定在命題者和閱卷者看來多麼天經地義理直氣壯，但是，只要以考生為本位來考察，那麼它的荒謬性就是無以復加的。憑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