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成了一種幾乎恆定的價值衝突，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始終。這種衝突不僅在思想層面上困擾過很多人，而且在實踐層面上也釀造了不少悲劇。鑑於此，我姑且稱之“李陵困局”。
漢武帝劉徹理解的“忠”與李陵理解的“忠”顯然是不一樣的。漢武帝理解的“忠”很簡單：你既然是漢將，就應該為漢朝作戰，作戰失敗了，你就應該戰死；戰死了，殺身成仁，你就是烈士，你的家人就是烈屬，我會給烈士以榮譽，給烈屬以撫卹。相反，如果你戰敗投降，那就是背叛了朝廷，你對朝廷不仁，我就對你不義，所以，“族陵母妻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陵理解的“忠”要複雜得多深刻得多。按司馬遷的解釋，李陵之所以投降匈奴，是在不得以情況下的一種保全之策，目的是為了以後尋找機會繼續報效大漢王朝，有忍辱負重的意思在裡面。我比較認同司馬遷的解釋，作為一代名將，李陵作戰勇敢，絕不是貪生怕死之徒，戰死疆場或戰敗自殺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件多麼難的事。他之所以選擇活下來，就是因為心有不甘，想著日後翻盤，一來以雪自己當年戰敗之恥，二來以報君王的信任之恩。據《漢書》記載，李陵後來對蘇武說：“假如漢朝當時能寬恕我的兵敗之罪，保全我老母，給我以洗雪恥辱的機會，我也許能像古人曹沫那樣，逼迫敵人簽下和平條約，這是李陵日夜不敢忘記的。可是漢朝將我一家滿門抄斬，我還有什麼牽掛呢？這些話已經沒什麼實際意義了，說出來不過是希望您理解我罷了。” txt小說上傳分享
嗚呼，救救孩子！（2）
實際上，投降匈奴之後的李陵並沒有“掉轉槍口”帶兵攻打漢朝，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漢朝的事。他在匈奴二十多年的歲月裡都是在消極度日，他以一種與單于“不合作”的態度來寄託自己的家國情懷。漢武帝屠殺他全家一事成了李陵心中永遠的痛，他本想報國，可“國”已視他為敵；他本想尋找機會回家，可家已被徹底毀掉。無家可回，有國卻又不能報，家仇與國恨的對立深深地糾纏著李陵。滅族之痛讓他失去了對漢朝的歸屬感。史書記載，李陵曾在送別蘇武的宴會上起舞而歌：“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聵。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一句話，如果不是漢武帝株連無辜，屠殺李陵全家，李陵對漢朝的歸屬感就不會喪失，他再次為漢朝效力的機會就依然存在。可惜的是，漢武帝非但不信任李陵，反而認為李陵之舉讓“朕”很沒面子，遂視他為敵人，並遷怒於他的家人。由此可見，下屬要與上司取得心理默契是一件多麼難的事呀。有時你以為你是在“為工作考慮”，“也是替領導分憂”，“是幫忙”，可人家上司偏偏就認為你是在“找碴”，是在“添亂”，你能奈何？
李陵事件所揭示的核心問題是：在必敗的戰局面前，作將軍的難道就只能殺身成仁嗎？難道就只有“以死謝君王”這一條路可走嗎？難道就只有戰死才算“忠”嗎？難道做戰俘就是“大逆”了嗎？
顯然不是。孟子就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意思是說，生命是極其可貴的，在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情況下應該儘量不死，這時如果去死，反而是對勇敢品格的一種傷害。可見，即便是在戰敗的情況下，個人也還是有選擇空間的，以身殉職當然是一種選擇，是“忠”的一種表現，而戰敗被俘也是一種合理選擇，並不就是“大逆”。這兩種選擇都是成立的。這一點可以透過屈突通的故事來說明。屈突通原是隋朝的大將，鎮守山西永濟。他率兵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派兵圍困。唐軍派他的家僮去勸降，屈突通不肯降，把家僮殺了；唐軍又派他的兒子去勸降，他仍不肯降，還用箭射他兒子，說：“以前我和你是父子，從今以後咱們就是敵人了！”後來，京師陷落。唐軍再去勸降，曲突通就投降了。投降之前，他下馬向著東南方向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可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後來，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的畫像就是其中之一。屈突通當然是忠臣，不過他還有比普通忠臣更值得嘉許的地方，那就是他對“忠”的理解極其到位：“我已經盡了全力……我對得起你皇帝了！”軍人對自己的國家和君王盡了全力，這也就是盡忠了，至於他是不是去死，原本就不是衡量“忠”與“不忠”的唯一標準。
有關“忠”在價值觀層面上引起的困惑至此已基本解決。漢武帝劉徹所理解的“忠”是狹隘的，偏頗的。他只知道戰死疆場是“忠”，卻不知道，臨難不死在很多時候也是“忠”；他只知道前方將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