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時勢是不是也可以放大某些人的缺點，從而造成某些個人悲劇和歷史悲劇呢？換一句話說，既然有 “時勢造英雄”的事例，那麼有沒有“時勢毀英雄”或者“時勢誤人”的情形呢？
當然有。
我們先來讀一首詠史詩：“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做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位名士一文雄。”這首詩中提到了兩個歷史人物：隋煬帝楊廣和王安石。隋煬帝是歷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可是他才華出眾，寫過很多詩文，這些詩文收在《隋煬帝集》中，很得後人讚譽。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道：“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詩文之外，隋煬帝還能帶兵打仗，他年輕的時候曾統帥50萬大軍平定南方。他的父親隋文帝也承認，在建立隋朝帝業的過程中，楊廣立下過汗馬功勞。有這樣的才學，成為一代名士顯然是不成問題的。可惜的是，隋煬帝“不幸”當上了“天子”。楊廣當了皇帝，行為完全不受制約，他人性中“惡”的一面便無限放大：自負演變到獨斷專行，奢侈發展到荒淫無度，好大喜功轉化為窮兵黷武。隋朝的局勢由此變得不可收拾。據說，晚年的時候，隋煬帝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將被處死命運。有一次，他照鏡子，照過之後摸著自己的脖子說：“我的這顆頭顱這麼漂亮，只是不知道誰來砍它呢？”到了這個時候，大概他才真正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當皇帝的料兒。可惜悔之晚矣。
王安石的情況比較複雜。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優秀士大夫的典範，他不僅文章寫得好，而且堪稱道德楷模。他心懷天下，勤勉有加，生活儉樸，在做基層官員時頗有政績，就連他的政敵都佩服他在私德上的完美。也正因為有這麼多的優點，所以宋神宗才選中他來主持改革大計。可是，王安石性格執拗，“原則性太強”，容不得不同意見。這點個性缺憾對一般人來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對於一朝“相公”來說就很致命。俗話說：“宰相肚子裡能撐船”，意思是說，主持全域性工作的人必須有容人之量。你容不得別人，怎麼能“團結眾人”幹好工作？因為執拗，王安石在主持變法大局時就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不但反對派的聲音他不聽，就連中間派的合理化建議他也認為是“噪音”，也在清除之列。這樣做看似很有“氣魄”，可實際上為變法運動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變法期間排斥異己的做法播下了宋朝黨爭的種子。變法失敗後，宋朝政治隨即陷入到黨爭的泥潭之中，蜀黨、洛黨兩派勢力互相爭鬥，“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復存在。所以，後人才說“安石可憐做相公”。如果不是“時勢”把王安石推到“相公”的位置上，那麼，以他一代文豪加道德楷模的修為，他的歷史形象近乎完美。可惜的是，“時勢”把王安石推到了“相公”的位置上，而他主持的變法最後又失敗了，所以，他不得不再接受一個悲壯的歷史定位：失敗的改革家。
如果說王安石的例子不夠鮮明，那麼我們再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慈禧太后。關於慈禧太后，人們普遍的認識是：這是一個驕奢、昏聵的統治者。這當然是不錯的。可是，如果我們報以“歷史之同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可能就會發現這裡面也有著“造化弄人”的成分。慈禧太后原本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滿族女子，她16歲入宮，懵懵懂懂地步入了險惡而奢華的皇宮。她26歲的時候喪夫，40歲的時候喪子。對女人來說，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無論如何都是“重大的人生打擊”，這樣的遭遇足以令人同情。可是，很少有人同情慈禧太后。原因就是她後來統治中國近半個世紀，這期間作惡太多，人們只記得她的壞處，而把她的這些不幸遭遇給忽略了。再仔細分析，我們還會發現，慈禧太后之所以能統治中國近半個世紀，也是時勢使然。到了咸豐時代，滿族的八旗弟子早已失去了驍勇善戰的雄風。滿族男人大多從勇猛的戰士變成了懦弱的花花公子，正是基於這樣的“時勢”，慈禧太后才有了控制朝政的機會。試想，如果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之類的人物還在，大清朝的國事哪裡輪得到小小的葉赫那拉氏置喙？皇太極不是就逼死過父親努爾哈赤的妃子阿巴亥嗎？前朝的妃子不被陷害就不錯了，哪裡還能控制朝政？可是到咸豐駕崩時，情況變了，大清國的皇族中已經沒有像努爾哈赤、皇太極那樣剛猛、決絕的男人了。所以，慈禧太后只要憑著皇后、皇太后的身份，憑著她在後宮積累的“叔嫂鬥法”的手段，就可以“擺平”局勢了。悲劇在於：歷史給了慈禧太后統治中國的機會，卻沒有給她以足夠的才能。一個沒有足夠才能的人長期佔據著高位，表面上看，這是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