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從嘉靖皇帝煉丹到崇禎皇帝上吊的這段歷史，讀起來實在叫人憋氣：皇帝不像皇帝，朝政不像朝政，太監專權，民不聊生。雖然偶爾也出來幾個忠臣（像海瑞、袁崇煥及東林黨諸位君子），可這些“好人”都鬱郁不得志，有的乾脆就被殘酷地殺害了。我就想，這樣的朝廷如果還不滅亡，那簡直是天理難容！可是，等我讀到明末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有關傳記時，又產生了一個困惑：既然晚明如此腐朽、如此不堪，那麼這三位思想家為何還要參與“反清復明”的活動？難道他們還深深地留戀那個腐朽的明朝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們豈不是有點“迂”，有點“笨”？
繼續閱讀，答案逐漸浮出了水面：問題就出在清軍入關後提出的“剃髮易服”令上。
在清軍入關之初，因為晚明政治*，不得民心，北方人幾乎沒怎麼抵抗。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軍攻佔南京後，清廷釋出“剃髮易服”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這道命令要求地方官員嚴厲執行，對不剃髮者一律“殺無赦。”人們將此概括為“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同時還不準漢人繼續穿“漢服”，而必須改穿滿族服裝。
“剃髮易服”令的釋出遭到了當時漢人的普遍抵制。在今人眼裡，剃不剃頭、留不留辮子實在不算什麼大事，可在當時，這卻是一件關乎“文化傳統”和“民族尊嚴”的大事！多爾袞說實行剃髮令的目的是“以別順逆”——“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實際上，滿人先就把這個問題給“政治化”了，他們把是否“剃頭易服”看成了是否歸順的象徵，“剃頭易服”者為順民，反之則為逆民。可在漢人眼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能說剃就剃？而且，我們的“漢服”也穿了一千多年了，這文化傳統怎麼能說斷就斷？這不明擺著欺負人嗎？所以，自清廷“剃髮易服”令釋出之後，漢族地區人心大譁，紛紛起來進行武裝鬥爭，清廷隨之進行了殘酷*。清軍制造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慘劇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究其實質，清廷推行“剃髮易服”令直接觸動了漢人的文化認同。頭式和服裝是漢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文化符號。清之前，從來沒有哪一個王朝在改朝換代時干涉過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他們要搶的是江山，根本沒必要對普通百姓的頭髮和服飾動手動腳。驍勇的蒙古人入主中原時，他們的生活方式當然也與漢人迥異，可他們也聽任漢人按原來的方式過自己的日子，並未強迫漢人更改髮式和服裝。與之相比，清廷釋出的“剃髮易服”令就顯得十分粗暴。更重要的是，“剃髮易服”令中還暗示著滅亡漢人文化的政治企圖。如果接受“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強迫選擇，就意味著漢人不但接受了“亡國”的現實，還要預設即將到來的“滅種”的可能。正因如此，“剃髮易服”令才在江南遭到了強烈的抵抗，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三位思想家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參與“反清復明”運動的。他們之所以參與“反清復明”活動，並不意味著他們留戀腐朽的晚明朝廷，而是表明了他們對清朝初期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的一種反抗。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一個絆子引發的血案（3）
“反清復明”的活動最後失敗了，但是，我們必須說，“反清復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民本”思想的成熟和飛躍。經歷過明清交替的亂世之後，黃宗羲猛烈地抨擊“家天下”的君主專制制度，他明確指出，君主的獨斷專行是造成人民苦難的根源。他深知封建帝制會使中國走進死衚衕，所以期盼中國發展成一個由文化精英主持的*社會，從而變封建帝制為相當程度的地方自治。在他的思想體系中，為天下蒼生謀福祉遠比為一個沒落的朝廷殉道要重要得多。黃宗羲說：“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把“萬民之憂樂”置於“一姓之興亡”之上，以天下蒼生的視角而不是以帝王、皇族的視角來考察天下的“治”與“亂”，這顯然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
與黃宗羲對“蒼生福祉”的強調相比，顧炎武的思想就更是對君臣倫理*裸的顛覆。他在亡國之餘，痛定思痛，發現封建的“君臣之倫”有著極大的欺騙性。他在《日知錄》中說：“君臣之分，所繫者在一身；華夷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接著，他又將“亡國”與“亡天下”作了區別，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