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裡所說的“亡國”，指的是改朝換代，是一個封建統治集團代替另一個封建統治集團；而“亡天下”則是指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被嚴重破壞，致使民不聊生，民族文化瀕臨崩潰。因為“亡國”與“亡天下”不同，所以人們對“保國”與“保天下”的態度也應有別。“保國”實際上是在保衛某個封建王朝，責任應該由統治集團承擔，即“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普通百姓不必關心；“保天下”是要保衛本民族的民生福祉和文化傳承，那就應該每個人都承擔責任，即“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他的這個思想，後來被梁啟超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成了今人耳熟能詳的句子。如果不瞭解當時的時代背景，人們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雖也認同，但不會有切膚之痛。如果瞭解了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再來看這句話就會有石破天驚之感——原來這裡面飽含著顧炎武的人文情懷和批判精神，堪稱思想瑰寶。
王夫之的境界雖在總體上不如顧炎武和黃宗羲高，但他也同樣提出了“民族大義”應高於“君臣倫理”的思想。總之，明末的三大思想家都從清廷推行“剃髮易服”令的過程中看到了百姓蒼生所遭受的苦難。他們參加“反清復明”運動，表面上看是在為明朝唱一曲輓歌，可實際上，他們的內心深處另有所屬。他們早已跳出了“君臣之倫”的窠臼，他們胸懷天下，心繫蒼生，那種為民請命的精神境界是漆黑歷史歲月中的一盞燈火，一直閃爍到今天。
晉商浮沉與票號盛衰
最近幾年，以晉商為題材的影視作品開始出現，2009年央視的“開年大戲”就是以晉商為題材的連續劇《走西口》。《走西口》裡講述的故事是從晚清開始的。其實，晉商發展的歷史遠比這要早。早在明代，晉商就以張家口為基地，經過塞北，同東北的滿族政權溝通物資，甚至提供情報，傳遞文書，從那時起，晉商就與滿族政權結下了千絲萬縷的聯絡。
清軍入關後，認為“山東是糧運之道，山西是商賈之途，急宜招撫二者……”於是就對晉商網開一面，採取了招撫扶持的政策，這樣，晉商和清政府官員之間的往來日益增多，二者迅速勾結在一起。可以說，晉商之所以能坐大，是與其從發展之初就有“官方背景”密不可分的。以日升昌票號為例，它的開封分號的經理，結交開封撫臺為兄弟，一下子就把河南全省的財政收入都吸引從日升昌“過局”。還有，對鹽業，清政府一直是專控的，只允許兩淮商人經營，晉商本沒有鹽業許可證，但是他們透過賄賂兩淮商人，並在兩淮商人缺錢時給予慷慨的借貸，一點點地控制了鹽業的經營權。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好多。晉商和清政府官員的互相利用無疑是晉商迅速致富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明乎此，我們便不難發現，晉商的繁榮和富庶有相當的成份是靠官商勾結的手段得來的。
晉商以“走西口”出名，這一方面歸於山西人肯於吃苦、敢於闖蕩的進取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地理環境逼迫的因素。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山西曆來屬邊關地區，和北方的少數民族來往密切，相對而言，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小，又受戰事的影響，文化教育一直不怎麼發達。在“學而優則仕”的時代，科考一直是山西人的弱項。劉紅慶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屋頂下溜走夢中的平遙》，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晉劇中有不少描寫為佳人所愛的才子最終考中狀元的情節，估計那都不是發生在明清兩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也屬於我們地方藝人畫餅充飢式的*。因為在明清兩代全國十八省的舉子考試中，山西竟無一人得狀元，這比中國姓張的從來沒有一個作過皇帝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段話透露出的資訊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震驚。山西省在明清兩朝數百年間竟然沒有出過一名狀元，這和晉商在商業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多麼不協調呀！
更可怕的是，在文化教育不發達的同時，晉中土地還不能為百姓提供足夠的財富。萬曆年間的《汾州府志》記載：“平遙縣地貧瘠，氣剛勁，人多，耕織少。”乾隆年間的《太谷縣志》也對太谷縣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書科考不得，而土地又貧瘠，“豐年之谷”尚“不足供兩月”，不得已之下，他們只好選擇“走西口”。口外，有朝廷的邊關駐軍，口外，有遊牧民族，他們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而口外，還有毛皮、呢絨等內地少有的物產，這些是富貴之家需要的緊俏貨。於是，在口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