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外之間，在邊關和內地之間，晉商走出了一條通往財富的路。他們冒風寒，歷艱險，終於透過“走西口”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在關外賺到的錢需要運回山西，在這個過程中，晉商又建立了“票號”。平遙第一家票號（也是全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票號建立於道光三年，即1823年（一說是在道光四年，即1824年）。在此之前，透過幾代人的積累，晉商已經非常富有了，他們的一些大商號在山西設總號，在外地設分號，形成了連鎖經營的商業格局，分號與總號、分號與分號以及商號與客戶之間的大宗買賣所需的現銀解運業務越來越多。這樣的現銀解運雖然可以僱鏢局押運，可是鏢局押運很費時間，保鏢費用也很大，有時也並不十分安全，商業的發展已經需要一種更高階的金融業務來與之相適應了。而促成這種新的金融形式的殊榮就在落在了晉商雷履泰的身上。
雷履泰原來是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的掌櫃，西裕成顏料莊總號設在山西平遙，分號在北京。它是一家自產自銷、產銷兼營的顏料手工作坊。這個顏料莊在清嘉慶年間創立至道光年間已經開辦了20多年，成為眾多顏料莊中資力雄厚、規模較大的一家。當時山西的平遙、介休、祈縣、太谷、榆次等縣的商人，也在北京開設各種商店，每逢年終結帳，他們都要往山西老家捎去銀兩，一般都由鏢局押運。這時，有人和北京西裕成顏料莊經理雷履泰商議，不從北京往老家捎銀兩，而是將現銀交給北京西裕成顏料莊，由雷履泰在北京寫信給平遙，人們持雷履泰的信至平遙西裕成顏料莊取現銀，這樣便省掉了僱保鏢的費用。這樣的事情起初不過是朋友之間的幫忙，後來要求匯兌的人越來越多，就有求兌者出一部分匯費作報酬。雷履泰感到這種兌匯生意有利可圖，於是向東家李大全建議，由李大全出資30萬兩，把西裕成顏料莊改成了日升昌票號。
日升昌票號成立後，業務十分紅火，其他晉商也紛紛效仿，票號很快就在平遙乃至山西發展了起來，到清末，山西票號在國內85個城市和日本東京、朝鮮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羅斯的莫斯科等地設立分號400多家。中國的兌滙業務基本上由晉商壟斷了。平遙的日升昌更是票號中的佼佼者，它的分號最多、業務最大、信譽最好，在當時有“匯通天下”之譽。當時，清朝的官僚、豪紳、地主、走私商人以及鴉片販子都用票號兌匯。在太平天國運動後，山西票號的業務更是拓展到了代戶部解繳稅款，為清廷籌借、匯兌抵還外債、承借、承匯商款、還本付息等，甚至賣官鬻爵，行賄的贓款都由票號“過局”。不妨舉一個例子，據史料記載，蘭州官錢局信用不高，1908年發生了擠兌風潮，官商不得不請平遙蔚豐厚票號蘭州分號的總經理張宗祺出面維持，張慨然應允，不數日市場即“恢復原狀”，可見山西票號實力之雄厚。有人甚至說，山西票號實際上就是清政府的財政部。
辛亥革命前後，現代銀行業在中國興起，這些大銀行多以外國資本為後盾，票號在經營理念和營業水平上根本無法與之匹敵，更由於山西票號與清政府的特殊關係，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山西票號迅速衰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晉商雄厚的財力是票號產生和壯大的基礎，晉商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建立了“匯通天下”的票號體系，相應的，票號的衰敗也就成了晉商衰落的重要標誌。辛亥革命後，隨之一家家票號的倒閉，晉商也慢慢地淡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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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隋煬帝開通了大遠河之後，後代的人們便一直利用大運河將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漕運”。到了清朝，漕運成了經濟生活中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如果漕運不暢，南方的糧食不能及時地運到北京，那麼京城的安定就會受到影響。為了做好漕運工作，清朝特在江蘇淮安設“漕運總督”一職，漕運總督之下設省一級的漕官，這些漕官直接向漕運總督負責，不向他駐在省的總督負責。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垂直的漕運系統，這些漕運官員負責疏浚運河、僱用船員、運送糧食等事宜。
到了嘉慶時代，這個龐大的漕米系統日益*，分佈在運河各碼頭的世襲船戶、僱用水手與漕運站的官員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在漕運的各個環節上下其手，損公肥私。這樣做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運糧的船費大幅上漲。同時，他們還以彌補徵糧定額為藉口，勒索地方政府。漕運系統與地方政府的矛盾由此產生。一些地方官員希望朝廷能放棄漕運，改用海運。這樣，便爆發了清朝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