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是推翻元朝異族政權而定國，民族意識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則。長期以來，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對與“蠻夷”講和，因為這讓他們想起靖康恥，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煥出於權謀與後金假裝講和，他被殺時這一點也被作為一大罪狀：和款誤國。所以，明廷上下談和色變，和議絕對是一個最為忌諱的話題。誰講“和議”，誰就是賣國賊。
松遼大戰失敗後，明王朝內地形勢更是一天緊過一天。那一年初，洛陽、襄陽被農民軍攻克，福王、襄王被殺，輔臣楊嗣昌自殺，前兵部尚書傅宗龍（時任三邊總督）又死。年底，開封被農民軍包圍，中原勢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讓崇禎帝焦心似火。
半明半滅大明朝（12）
但是，作為皇帝本人，崇禎帝是個自尊心、虛榮心極強，極好面子的人，他很想與清廷議和，攘外必先安內，誰都清楚，這樣才能騰出手來一一剪除內部“流寇”。最終，趁兵敗之際，一直有意議和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主動作出表示，並讓大學士謝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禎帝大鬆一口氣，有“大學士”級別的閣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負責任，無論和談成敗，均可找出退身進步的藉口。於是，他就讓陳新甲安排，派職方郎中馬紹愉等人出關與皇太極議和。
這一使團，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議和使團。當然，明廷架子還是擺得挺大，敕書中仍舊以天朝自居，目清廷為屬夷。皇太極見書不滿，明使又回京換敕書，來來往往，糾纏其間，松山、錦州、塔山、杏山堅城均落入清軍之手，明朝在談判桌上越來越被動。所以，待馬紹愉一行到瀋陽時，已經是崇禎十五年陰曆五月十四日。那時候，洪承疇、祖大壽作為清人“階下囚”，也在瀋陽。
對於明廷的主動議和，皇太極和不少滿洲貴族認同而重視，而上竄下跳反對最歡的當屬漢人降官張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們認定明朝是以和議為緩兵之計，勸阻皇太極不要輕和。即使與明朝講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國，最大限度侵奪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銀，對明朝削之弱之，最後再亡之。可見，這些降臣的大陰之心，比他們的滿洲主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皇太極不這樣想，他認定自己應堅守東北為國，並不惜居於明朝屬國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饋贈”萬兩黃金、百萬兩白銀即可。作為回報，清國上貢明朝每年貂皮千張、人參千斤。至於“國界”，皇太極想以塔山為清國界，以寧遠雙樹鋪中間土嶺為明國界，在連山一地設立互市的集散地。
從這些條件方面看，皇太極絕對沒有獅子大開口。明朝出這些錢綽綽有餘，基本就是先前“賞賜”明朝各邊蒙古人的數目。如今，清廷已經遍服蒙古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順水人情，把這筆開支換個收家而已。
為表禮敬，明使馬紹愉出關，清廷官員隆重歡送，宴飲極歡。
馬紹愉行至寧遠，立即把與清議和的詳情一五一十寫下來，密報人在北京的兵部尚書陳新甲。陳新甲仔細閱後，思慮重重，把密報放置於桌案，自己隨後入書房寫條陳做“功課”。陳新甲家僮很勤快，見那封密報，以為是日常必須對外公佈的“塘報”，馬上送人拿出傳抄散發。這一來不得了，言路譁然，群情激憤，一起上言上書攻擊陳新甲的“賣國”。
邸報、塘報都是官方所辦類似今天“大內參”、“小內參”一類的東西。邸報乃首都朝內的政情大匯總，記載皇帝旨諭和朝臣奏議；塘報內容多為地方軍政大事要聞輯錄，一般透過官方驛遞系統在京城衙門府署送遞併發至四方官署。
崇禎帝甫聽訊息，內心極惱，他還以為陳新甲故意洩漏和議之事。於是，在隱忍一段時間後，他就附和眾議，嚴旨切責陳新甲。如果這位老陳懂事，嚴加自責，把皇上從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攬，聲稱責任完全是在於自己一個人，保命肯定沒問題。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優遊山林。當然，官是保不了。但陳新甲此時特較真，認為自己受皇帝面授機宜，當然不會承受“賣國”之罪。鬱悶之下，他洋洋灑灑萬言敷陳，力訴自己有功，廣引崇禎帝的敕諭中言辭，拉著皇帝這棵救命大樹不放。
最愛面子的崇禎帝忍無可忍，親下諭旨，把陳新甲在任期間四座邊城失陷、兩個藩王被殺以及河北、山東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躪的“罪過”，全安在他名下。最後，歸結一個字：斬！
殺陳新甲，自然明清之間的和議便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對付內患的惟一歷史機會。
歷史的黑色偶然性，在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