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乃今日見之。”
現在我終於明白,你替我田文買下的仁義是多麼的寶貴。
馮歡的回答是:“狡兔有三窟”。
狡猾的兔子要事先給自己準備三個躲藏的洞穴,這就是後來的成語“狡兔三窟”。'3'
史書上的馮驩還說了些別的話,但卻不大可信。照《史記·孟嘗君傳》和《戰國策·齊策四》的說法,馮驩接下來主動請命,為薛公的復職進行遊說。他先跑到秦國,對秦王說,薛公是齊國的頂樑柱,掌握了大量的國家機密。現在薛公遭齊王罷免,心裡正生怨氣,如果秦國能趁機把薛公聘請過來,“齊地可得也”。秦王被說動了心,忙派使者帶著百鎰黃金前去迎請薛公。馮驩又掉頭來到齊湣王面前,報告秦國要聘用薛公的訊息,建議趕緊重新起用薛公,免得使如此大才之人給秦國挖走。齊湣王派人打探,果然見秦使前來。於是也急忙下令請薛公回來工作。
故事很精彩,但大概只是故事而並非真實歷史。秦國剛剛在戰爭中輸給齊國,聘請薛公等於又得罪齊王,豈不是自找麻煩。事實上從後面的情形看,秦國這時正在醞釀採取跟齊國合作的政策,不大可能會因馮驩的一番說辭就另生枝節。
那麼馮驩究竟又作了什麼?要推斷他的事蹟,不能不講到另一個人。
在同一篇《史記·孟嘗君傳》中,司馬遷還提到了一位叫魏子的門客。他的事蹟與馮驩很相似,也是負責催收薛地百姓欠薛公的東西。只不過馮驩收的是高利貸,魏子收的則是法定的租稅。這本屬正常的收入,魏子卻也常常完不成任務,因為他總是擅自搞財富重新分配,把收上來租稅的一部分送給那些“賢者”,其實可能就是弱勢群體。這也同樣讓薛公很生氣,生氣的後果是將魏子辭退。
這兩個人的行事實在太像,後世就有人懷疑“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4',會不會是將一人誤傳成了兩人。這種可能性無疑是存在的,若馮驩和魏子果真能合在一起,那根據司馬遷對魏子的記載,馮驩在為薛公找到一個棲身的洞穴後,並沒有去瀟灑地搞遊說,而是上演了一出慘烈的活劇。
馮驩跟著薛公到薛來,其實只是想對自己的老闆當面驗證那場用燒燬債券“市義”試驗的效果。他的心中還藏著另一份計劃,在最初的遠見被實踐證明了以後,他便告別薛公,履行自我設定的使命去了。
司馬遷說,在薛公被迫離開臨淄後,魏子帶著那些受他恩惠的“賢者”來到齊王的宮殿前*,遞交申訴書,聲言薛公“不作亂”。
如果魏子就是馮驩,他率領的“賢者”大概就是一批被免去債務的薛地百姓。這群底層的人們,滿腔正氣與熱血地製造群體性事件,為的是一個身居上流社會,以前從來沒真把他們放在心上的人。這是最無修飾的善良,最純樸的高尚,也是最可嘆的悲劇。
齊湣王當然不會相信薛公無罪,更不會理睬一幫卑賤小民的辯護詞。曾經成功“市義”的馮驩,這一次行動的策劃卻暴露出他骨子裡的書生氣,失敗是必然的。
也許馮驩並非沒料到這樣的結局,但他只能為薛公做這麼多了。他可能也早已想好了一旦告御狀無效,自己應該作什麼,現在那個時刻到了。
只見他拔出劍來,可能還是那柄纏著草繩,幫他換得魚肉車馬的老夥伴。薛公給予的一切,他們今天終於可以加倍地回報了。
馮驩舉劍自刎,鮮血濺落在幾千年的時空裡。
《史記·孟嘗君傳》說,薛公在封地安定下來以後,許多棄他而去的門客又回來了,大概是找不到比這裡還好的混飯吃的地方。
只有馮驩“未到”,他自然不會來了。
三。未雨綢繆總不是壞事。
就在薛公從臨淄出走這一年,燕昭王和蘇秦之間有過一場對話,內容是怎樣算計齊國。
《史記·蘇秦傳》和《戰國策·燕策一》都把這次談話說成是發生在燕王噲和蘇代的身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蘇代剛到燕國時,在應聘面試時對燕王噲的那次答辯。前面已經分析過,這不可能是事實。這一番針對齊國的密謀,只有因為權之難對齊國“深怨積怒”已有“二年”,也即公元前294年時的燕昭王才會這麼做。
那麼會不會是燕昭王和蘇代兩人的交談呢?可能性也極小。公元前294年的蘇代大概還呆在齊國,在《史記·孟嘗君傳》裡面,他這之後還在為退居薛地的薛公出謀劃策,如果他已到燕國,依當時的環境條件,在沒有官方渠道的情形下,很難和相距遙遠的薛公有這般密切的聯絡。就是按照《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