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任命書的副署問題），但實際上卻隱含著權力體系構建與現實情況衝突的基礎性問題，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臨時約法》中不切實際的規定所引發。如果從遵守法律、遵守《臨時約法》的角度出發，唐紹儀的辭職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情，因為他用自己的個人犧牲挽救了法律的尊嚴，而不至於使責任內閣制陷於袁世凱的淫威之下。但從實際情況來說，唐紹儀當時能做的也只能是辭職，作為跟隨袁世凱多年的僚屬，他的力量實在是無法與袁世凱抗衡。
如果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的話，唐紹儀的辭職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民國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穩定，而當時唯一具有號召力的莫過於大總統袁世凱，可惜的是，唐紹儀的組建的第一任內閣便以這種鬧劇收場，這也實在是出人意料又不得人心的。
正因為如此，唐紹儀的辭職引起了參議院*和黨、統一黨議員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發表文章責罵唐紹儀是“擅離職守、乘間潛逃”，並聲稱“同盟會員不宜在擔任內閣總理”。面對共和黨、統一黨人的攻擊，同盟會則對唐紹儀進行了辯解和還擊，他們認為唐紹儀在這次的事件中完全是受逼而退，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