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茲柴爾德對這個現象做了詳細的定量描述）。第二個預言通常被稱為譜線“紅移”，即恆星輻射總是背離我們而去。這就是廣義相對論提出的三項檢驗方法。但我們知道當時正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籠罩在各科學發達國家的上空。愛因斯坦正在柏林，不可能進行任何日蝕觀測。
但愛因斯坦沒有停止工作，1917年，他在《普魯士科學院院刊》上發表論文，題為《廣義相對論宇宙觀》。儘管其中的結論已被拋棄，但這篇論文開闢了理論物理學的一個新領域。愛因斯坦指出，“義相對論能為我們的宇宙結構……問題帶來希望之光”。科學的宇宙學研究由此創立，它把宇宙從形而上學的一個分支轉變為物理學和天文物理學的一部分（英費爾德1950，72；“論愛因斯坦和宇宙學”，見佩斯1982，&15）。
英國無文學家A．愛丁頓在戰時研究了愛因斯坦的著作（見第25章），並很快成為愛因斯坦思想的忠實信徒和熱情宣傳者。他後來寫了大量著作，包括權威性的《引力相對論理論報告》（1918），學術著作《相對論的數學理論》（1923），兩部通俗著作《空間，時間和引力》（1920）以及《物質世界的本質》（1928），此外還有大量的演講，文章和小冊子。P．A．M．狄拉克回憶說，他在布里斯托爾大學讀書時，就是透過愛丁頓的著作才最初接觸到相對論的。更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愛丁頓立即在1919年組織了一支英國日蝕觀測隊，去檢測星光經過日全蝕太陽時將發生偏轉的預言。與預言相符觀測結果立即震撼了全世界的科學家和公眾。
今天很難想像1919年世界科學界的無限興奮之情。兩支觀測隊分別出發，一個派往巴西的索布拉爾，另一個由愛丁頓率領來到西班牙所屬圭那亞海岸附近的普林西比島。1919年秋，觀測資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析後，在11月6日召開的英國皇家天文學學會和皇家學會的聯席會議上天文學家們宣佈：“星光確實按照愛因斯坦引力理論的預言發生了偏折。”皇家天文學會的側察部雜誌和《皇家學會會刊》都對歷史性的會議作了充分報道。著名科學家J．J．湯姆森是會議主席，他宣稱：這是“自牛頓以來引力理論的一項最重要的成果”，是“人類思想的最偉大的成就”。第二天，1919年11月7日，歷來嚴謹的英國《泰晤士報》赫然出現了醒目的標題：“科學中的革命”，兩個副標題是“宇宙新理論”，“牛頓觀念被推翻”。11月8日，《泰晤士報》又發表了另一篇論述革命的文章，標題為“科學革命”，“愛因斯坦挑戰牛頓”，“傑出物理學家的觀點”。文章告訴讀者，“這件事成了下議院熱烈討論的話題”；卓越的物理學家，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J．拉莫爾教授“受到圍攻，要求對牛頓是否被擊敗，劍橋大學是否垮臺做出答覆”。荷蘭的報紙也迅速刊登了這一訊息。H．A．洛倫茲在11月9日的《鹿特丹報》上發表文章，《紐約時報》立即翻譯轉載。11月23日，M．玻恩也在《法蘭克福大眾報》上發表文章。12月14日，愛因斯坦的照片刊登在《柏林畫報》週刊的封面上，照片下的文字說明宣稱：愛因斯坦開創了“人類自然觀的一場革命”；他的洞察力堪與哥白尼、開普勒和牛頓相比（佩斯1982，308）。在12月4日《自然》雜誌的一篇文章中，E．昆寧翰指出：愛因斯坦的“思想是革命性的”。
A．佩斯（1982，309）曾核查了自1919年11月9日開始《紐約時報》索引中有關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文章標題或傳奇故事。“愛因斯坦理論的勝利”與“十二智者書”連線在一起（其中談到愛因斯坦警告出版商的話“全世界不會有再多的人懂得它”）。該報不僅刊登傳奇故事，而且還發表了社論，相關文章持續見報，直至當年12月佩斯發現，從那以後直到愛因斯坦去世，《紐約時報》沒有一年不刊登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章，愛因斯坦成了一位傳奇人物。當愛因斯坦1921年去倫敦時，霍爾丹勳爵在皇家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把愛因斯坦引見給了大家。愛因斯坦住在霍爾丹的別墅裡，當愛因斯坦來到他家時，霍爾丹的女兒見到這位著名的客人後，竟“激動得昏了過去”（佩斯1982，312）。霍爾丹在皇家科學院介紹愛因斯坦時，談到在這次演講之前，愛因斯坦“已經到西敏寺大教堂瞻仰了牛頓的墓地”。
自那時起直至現在，科學家和非科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撰寫的著作都把（廣義和狹義）相對論與“革命”緊緊地聯絡在一起了。1912年，霍爾丹在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