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並與許廣平會合定情（未公開關係）。一學期後又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９月２７日下午偕同許廣平從廣州出發，夜半抵香港，然後乘坐輪船於１０月３日午後抵達上海碼頭。此後定居上海，整整九年，直到５６歲病逝。 1927年共收入３７７０圓，平均每月３１４．１７圓。這樣的收入，相當於魯迅在北京時期比較高的水平。其中，廣州中山大學的５個月教授薪水共計2500圓，佔６６．３％；北新書局李小峰等送來的版稅和編輯費共計５７０圓，僅佔１５．１％；又１２月份正式收到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簽發的“特約撰稿員”聘書，開始領取月薪300圓（請注意這款項相當於魯迅在###擔任公務員的薪俸），從此定期獲得該項固定收入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１２月。 １９２８年共收入５９７１．５２圓，平均每月４９７．６３圓。其中主要的一筆是大學院提供的特約撰稿費或稱###編譯費月薪300圓，共佔５５．３％，即一半多；其餘不到一半是版稅和稿酬。這時魯迅開始察覺北新書局剋扣他的版稅，引起警惕。 １９２９年共收入１５３８２．３３４圓（合今人民幣５０萬元），平均每月１２８１．８６圓（合今人民幣４萬多元）。這一年收入猛增，主要是因為魯迅為捍衛自己的著作權而透過律師向北新書局提出交涉，由郁達夫、林語堂等友人出面調停，追回北新書局李小峰扣壓和挪用的版稅舊債（據郁達夫回憶總數約２萬圓之巨，應分期償還），本年９月至１２月，分四次償還以前積欠的版稅舊債“兩個2200圓、兩個１９２８圓４角１分７厘”，加上本年應得的新版稅，共達１萬多圓，佔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本年內又收取###１４個月（跨年度）的編輯費共4200圓，佔２７％，其他是魯迅作品的稿酬等。 １９３０年共收入１５１２８．８９５圓（合今人民幣４９萬元），平均每月１２６０．７４圓（合今人民幣３８000元）。其中最大一筆收入仍是追回北新書局李小峰積欠的版稅：２月2000圓、３月1000圓、４月1500圓、６月2600圓、９月1500圓、１０月1000圓、１２月500圓等，共達１萬多圓，佔收入的６７％；其次是支取###９個月的編輯費共2700圓，佔１８％；此外是魯迅的稿酬和編輯費等。 １９３１年共收入８９０９．３０圓，平均每月７４２．４４圓。因為北新書店積欠的版稅舊款已經在上兩年還清，所以今年的著述收入只是當年的版稅和稿酬、編輯費等，共佔總收入幾乎一半即４９．５％；此外一半是###支取的１５個月（跨年度）編譯費4500圓，佔總收入的５０．５％，每月收入仍合今人民幣２萬多元。 １９３２年共收入４７８８．５圓，平均每月３９９．０４圓（合今人民幣12000多元）。收入減少的原因是###編譯費（月薪３百圓）完全撤除，僅有本年的著述版稅和稿酬、編輯費。此外，收日本東京文求堂印《魯迅小說選集》版稅５０日圓。 １９３３年共收入１０３００．９３圓（約合今人民幣３２萬元），平均每月８５８．４１圓（約合今２５000元）。收入明顯回升的原因之一是《兩地書》在圖書市場很暢銷，所得版稅累積1000圓以上；原因之二是《申報·自由談》的稿酬和《偽自由書》版稅也很可觀。 １９３４年共收入５６７９．６２圓（約合今人民幣１３萬多元），平均每月４７３．３０圓（合今人民幣１４000多元）；此外有《現代中國》稿費20美元，１００日圓。 １９３５年共收入５６７１．３７圓（約合今人民幣１７萬元），平均每月４７２．６１圓（合今人民幣１４000元）。此外有３５０日圓。 １９３６年１—１０月（實際上因魯迅病危，只能算８個月）共計收入２５７５．９４圓，平均每月３２１．９９圓（約合今人民幣１萬元）。 １９３４—19３６年間魯迅著述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的法西斯文化政策達到高潮，實行圖書報刊的審、查、封、禁，扼殺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１９３４年２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發出密令，一舉查禁１４９種圖書，涉及２６家出版單位。 命令一下，首先感到震驚並深受其害的，是書業界人士，特別是上海各出版部門。這麼一禁，出版社和書店的經濟利益遭到嚴重打擊，有的只好關門。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５日，上海一些書店聯合呈文，要求當局“從輕處理”；這個呈文，當局置之不理。不得已，書業同人第二次呈文，經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轉遞後，中宣委決定對於１４９種“反動圖書”分為五檔，區別對待。緊接著，“中央宣傳委員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