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當FBI探員正在努力搜尋她電腦硬碟中的內容時，凱瑟琳也從東京飛到了華盛頓。17日，她必須在大陪審團面前提供證詞。她發現這個經歷是一次讓人難堪的羞辱。“簡直糟透了。我不是一個假正經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關係這個問題上，他們也問得太詳細了。我覺得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冒犯了她。我覺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談論另一個女人是不對的，令人厭惡的。”
斯塔爾王國（5）
“更壞的是，我感覺他們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順服，證明她在書面陳述中撒了謊。那太可怕了。他們想起訴她，讓她告總統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這兒幫這些人扳倒美國總統。’”
就好像冒犯別人是一件很紳士的事一樣，OIC探員列印出了她電腦裡所有的郵件，不管對於這個案子是否合適。然而這些對斯塔爾的調查沒有絲毫幫助，因為之前她已經刪掉了部分
資訊。很幸運，凱瑟琳聰明地儲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維農·喬丹和找工作的信件。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瓊斯案把莫妮卡牽涉進來之前，喬丹律師就已經在幫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諒的是，斯塔爾手下的調查員無視凱瑟琳和她律師的抗議，把她的一些有關家人的私人信件公開了，其中有些寫到她對丈夫克里斯的感覺。後者在特別調查官的國會報告中也有提到。
這件事情對凱瑟琳是毀壞性的打擊，“我一生當中從未如此憤怒。”她說，“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開和朗讀，簡直令人髮指。我發現很難處理這個問題，我恨政府，恨他們在這個案子中對人們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說服自己參加投票。因為我父親是英國人，所以我正鄭重考慮是否要放棄美國國籍。”克里斯是一家企業的主管，他也強烈感覺到他們的隱私被“無恥地”侵犯了。“我們在這場鬧劇裡純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我們的公民權利被這些奇怪的政治程式踐踏了。”
有趣的是，透過莫妮卡、凱瑟琳和其他人的經歷，全世界使用電腦的人都從斯塔爾調查中學會了，“老大哥”在監視著一切。現在，許多公司教導員工寫機密郵件時要當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後看你寫的東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爾王國”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國夢的黑暗一面，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們都是有著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產階級白人。他們都開始瞭解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政府、司法部和媒體有著無節制的權力。舉個例子，瑪西婭·劉易斯透過她的朋友比�爾·馬丁�——她堅定的非裔美國律師——瞭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們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每天都要面對種族主義的鎮壓，尤其是針對黑人的。“當我和比爾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時候，有人上來擁抱我，對我說‘你是我們中的一員。’”她清楚記得那些人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富裕的美國人，而是這個社會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實上，從1月21日，事件爆發以後，莫妮卡就是一個主要犧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由丹·拉瑟統治的靜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點左右起床，拿半個百吉餅、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當早餐。看CNN的新聞或者在父親的電腦上上網，生怕錯過了有關她的任何訊息。
中午，在吃“體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飯前，她會一邊踩著鍛鍊的單車，一邊把電視調到法制節目《真相重擔》，這個節目在這段時間一直關注著斯塔爾調查的進展。“我沒有耐心看報紙，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時候，我想著這個案子，覺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個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換著電視臺，看著一些類似於《拉里·金現場》、《Geraldo》等節目，那些節目持續報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種多餘的受虐心態，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想懲戒自己，因為她不得不無助地看著自己的生活被一點點撕碎。
每天這樣尋找著有關的資訊，她常常能聽到電視專家詆譭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傷心、可悲的失敗者，喜歡出風頭，弄出了一段跟總統的不光彩關係。”當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組在做什麼事情，不去看電視，她可能不會那麼痛苦和煩惱，但是，這不是她的處世方式。從三月中旬開始，她會去市區內特·司貝斯的辦公室，幫忙整理和調查有關案情的資料，就像一個治療專家在對付一個重病那樣。
如果說覺得自己還有用，對於莫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