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時候，就喜歡盪鞦韆，但是今晚是不一樣的。月光下，她在鞦韆上輕輕搖著，講述著她曾經的夢想，她夢想在24歲那年結婚，在30歲以前生一窩孩子。
鞦韆上的女孩（5）
無論有多少事業雄心，她的個人目標是完全傳統的：找一個丈夫，生一群孩子。她會成為一個有愛心的母親，當孩子懂事後，她會毫不尷尬地告訴他們她的故事，瑪西婭·萊溫斯基相信這點。莫妮卡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也會強調當別人背叛自己的時候，自己沒有背叛任何人。
不過，莫妮卡的夢想還沒實現，這個本質傳統的中產階級女孩在今天被迫躲在暗處，猶
如一個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她生存於一個失去人性的現代社會，一個噩夢中，而對於她來說，這就是現實。她的每個行動都會被監視，不是小報記者就是FBI，她的食物會被博學之人反覆挑剔，她買的每件物品都會成為網路的報道文學的材料。
〖BFQ〗一切之上，還有斯塔爾的那張圓臉在折磨著她。他把她變成了一個牽線木偶，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一牽那條法律的線，她就不得不隨著他的命令起舞。特別檢察官那張冷漠的皮笑肉不笑的臉，幾乎就是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那個“大老哥”的翻版。小說中的情節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政府能夠像搜查房子和電腦一樣監控人們的思想和靈魂，莫妮卡和她的朋友們都知道那是真的。
1998年11月那天晚上，去公園盪鞦韆之前，莫妮卡在她公寓的電視螢幕上，又看到了那張讓她既害怕又詛咒的臉。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像一個逃犯一樣匆匆離開她的公寓，小心地避開那些“看守”——那些永遠守在那兒的小報記者。她帶上一個棒球帽作為偽裝，飛快發動她那輛租來的小車，緊張地從後視鏡裡確認沒有被攝影師跟蹤。這樣，在這個晚上9點，她終於暫時逃離了特別檢察官和媒體的監視，可以像這樣輕鬆地坐在鞦韆上，享受一下久違的自由，想想今後的道路。
這是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命運，一個想抹去過去尋找未來的小女人，一個親切的，聰明有禮的女孩，能成為任何人的好姐妹，任何人的好女兒。她是自由土地上的囚犯，她的任何舉動是公眾的娛樂。而且，一切都將繼續，直到有一天媒體馬戲團向前進化。
後記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1）
我以為，我已經完成了本書的最後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萊溫斯基打來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充滿恐懼，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話都顯得更緊張，她軟綿綿、似乎還沒有變音的小女孩的聲音裡，充滿了驚恐。
她告訴我，斯塔爾已經弄到了一張法院強制令，命令她必須從洛杉磯飛回華盛頓，在那裡，她需要接受共和黨委員會的高官關於總統彈劾案的質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達華盛頓，
斯塔爾發誓將把她送進監獄。
在過去這幾個月裡，我已經對萊溫斯基的聲音相當熟悉，並且可以輕易從她的語調中猜測她的心情。當她談起琳達·特里普時，她的聲音裡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怒意；當她談起總統時，她的聲音充滿深情；而當她說到了斯塔爾和他的手下時，她的聲音則充滿了膽怯與恐懼。要是讓我將斯塔爾與萊溫斯基進行一番比較，我會說，前者是一個被虐待的孩子在見到施虐者時，所做出的反應，而後者是一個被毆打的小動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時，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她說，�“突然之間，彈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頭。我很擔心，我怕斯塔爾會覺得彈劾不成，就是因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爾沒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他會對我做出什麼懲罰。”
自從1月初開始參議院審判以來，莫妮卡就一直試圖不去理會審判的進度，她寧願裝作對總統正在經受的一切置之不理，這樣，她覺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幫助自己療傷。我們曾經討論過，或許她會與貝蒂·庫裡、維農·喬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為證人被傳喚，可是現在，別人命令她要獨自受審。
在民主黨看來，要求萊溫斯基單獨在參議院作證，其實已是共和黨的最後一個伎倆。整整一個星期白宮律師團們都在反反覆覆談論著萊溫斯基和其他證人是否應該去作證，作證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窮盡自己一生所學，展示著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輕律師從未見過這種陣仗，剛來白宮不久的切利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