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就稱讚克林頓法律團的主角查爾斯·拉夫，逢人便讚美拉夫律師的老謀深算。
在絕望中，控方要求斯塔爾找到聯邦法官諾瑪·霍洛維·約翰遜，由他下達一張緊急強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須與他們合作，不過強制令上使用的字眼還算委婉，寫的是莫妮卡應該“讓人聆聽到她的證詞”。這個決定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民主黨和白宮律師團指責共和黨委員會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為，聲稱他們之所以要將莫妮卡單獨拎出來，強迫她作證，就是因為她之前已經被斯塔爾捉住了痛腳，因為不得不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沒必要聽從獨立檢察官的要求，比如喬丹，他就已經事先發出宣告，除非參議院投票透過他成為證人的提案，否則他就不會出現在參議院審判上。
共和黨委員會的檢舉人擔心他們會輸掉這場爭奪證人的戰爭，於是莫妮卡成了他們最大的希望，斯塔爾一路緊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會蹲班房。可是在參議院莊嚴的大廳裡，他們卻說著另一套和善的言語，他們表示正在友好的與莫妮卡談話，他們說，之前大家都有些誤解，好好談談，她就會理解他們，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瞭解她想要表達的意願。
可是事實卻完全相反。不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與案件無關的隱私，而且連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們不允許對外界說一句與莫妮卡有關的話。她的律師普拉託·卡切里斯說，“我們都感覺碰到了一塊礁石。她本來就不應該再遭一次罪。雖然莫妮卡還是試圖表現得很樂觀，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對她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親萊溫斯基醫生，本來就已經患上了高血壓，需要吃藥維持血壓穩定，在聞知這件事後，連常規的藥物都無法讓他的血壓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觀察。他說，“我覺得很難抑制我的怒火，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已經讓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憐，她已經成為一場邪惡的政治鬥爭中的人質。看到斯塔爾現在在這個國家掌握瞭如此大的權力，我們都感到很恐懼。”
莫妮卡本人更加難以承受這突然的打擊。去年一年，她不斷經受著種種恐懼與痛苦，此時心情已經漸漸平復，可是現在，她又開始遭受第二輪的傷害：她對斯塔爾的恐懼與疑慮，她對背叛總統而產生的負罪感，還有她被FBI跟蹤和竊聽而產生的驚慌，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諷刺的是，就在此時她的父親準備參加一個關於癌症的年會，去年此時，當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脅時，他正好就在這個年會上。
當天夜裡，莫妮卡便將此事告訴了她的律師普拉託·卡切里斯，在憤怒與恐懼的折磨下，莫妮卡一晚沒睡。第二天凌晨4點，她的父親便起了床，將她送到洛杉磯機場，讓她搭乘早上7點的班機去華盛頓。父女倆含淚告別時，父親告訴莫妮卡，她肯定還會遭受更大的折磨與凌辱，無論遇到了什麼，她一定要堅強面對。更加讓莫妮卡屈辱的是，斯塔爾的辦公室雖然為她預訂了航班，但並沒有支付票款，害得莫妮卡在機場手忙腳亂，這才湊足了機票錢。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2）
從華盛頓機場到酒店，一路上都是瘋狂的記者，保安人員一路緊緊護著莫妮卡，這才殺出一條生路，得以安全走回酒店房間。為了不讓記者拍到自己的臉，莫妮卡特意戴了頂棒球帽，上面印有獨立電影公司“攝影長廊”公司的標誌，這家公司是她的朋友喬納森·馬歇爾工作的地方。當她總算突破了攝影機的重重包圍，來到預訂的酒店房間時，莫妮卡驚喜地發現，她的母親、繼父彼得、姨媽黛布拉和姨父比爾都已經在這裡等待了好久，他們是專程來為她打氣的。看到女兒時，瑪西婭感到很欣慰，她發現女兒已經成熟了很多，在面對斯塔爾
的威脅和媒體的緊追不捨時，她仍然顯得很鎮定，母親說，“她是一隻被扔入獅子群裡的小羊羔，可是現在她已經出落得越來越堅強、越來越真誠了。”不過，媒體在有些時候倒也並不討人厭，正因為它們的注意，莫妮卡的那頂棒球帽突然成了最流行的東西，馬歇爾的公司為此預定了幾千頂這種棒球帽，意外地賺了一大筆錢，後來他們將其中的一部分利潤送給了慈善組織。
住在這家每晚房租200美元的酒店裡，因為擔心原先預訂的房間已經被裝上竊聽器，莫妮卡很快就要求換房。之後她在打電話時，一直將浴室的蓮蓬頭開啟，讓水流聲掩飾她說話的聲音。當她翻開一份雜誌《國家問詢者》時，她發現其中有一篇報道，言之鑿鑿地聲稱莫妮卡已經懷孕，並且列舉了一群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