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窮困以及他們的勞動果實堆放在英國貨輪的甲板上的景象鼓舞了幾個核心的批評家和活動家。達達艾納奧羅吉（DadabhaiNaoroji）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一個在英國議會贏得席位的印度人，他希冀透過議會讓英國人理解他們對印度的專制政權。他說，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正在為“食人的帝國經濟”而流血。納奧羅吉是一名天才數學家，他使用統計資料證明了他所述的情況，據他估計，英國從印度獲得了2億英鎊的收益，如果以盧比計算，印度的人均收入是20盧比，而英國的人均收入是450盧比。英國對此的反應是就此問題成立了一個研究委員會，這是典型的拖延戰術。1885年，納奧羅吉參與建立了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NationalCongres，簡稱國大黨）。他還成了年輕崇拜者瑪哈特瑪甘地（MahatmaGandhi）的導師。起初，印度國大黨只是在英國的制度範圍內進行改革，後來它發起了反殖民主義運動，最終使印度在1947年獲得了獨立。
以資本主義歷史的角度來看，印度的批評家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他們敏銳地察覺到，英國官員把經濟學視為和物理學一樣的自然體系，而不是人類為了自身目的創造的社會制度。他們堅持經濟是自然的，這種說法在政治上很有用，可以減少人們對經濟執行方式的責罵，就像詛咒雨雲一樣了無意義。相反，如果把市場看成是社會形態和制度，愛國的印度改革者就可以合理地鼓動變革。如果印度人跳出了英國殖民者的思維定勢，他們就會遺棄杜撰謊言的思想基礎，不再認為支配經濟關係的自然法則有多麼重要。他們需要明白的是，印度整合了全球經濟範圍內的原材料生產商，為什麼還會一貧如洗。
第41節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總是預先批評印度的領導人，在印度獨立後，他們儘可能地甩脫了以西歐和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他們轉向發展家庭手工業、手工藝品、合作銀行和信用社，這些構成了傳統的農村群體經濟的基礎，而大多數印度人都生活在這些群體裡。即使是現在，與全球有聯絡的企業也只僱用了7％的印度工人。20世紀40年代後期，西方世界爬上了它經濟擴張最偉大的巔峰，同時，印度和中國的領導人正在精心設計自給自足的經濟，來匹配它們新的政治自治。印度的政治是社會主義的，是民主的，中國的政治是共產主義的，是威權的。或許同樣重要的是，印度保持著與西方的智力接觸，而中國儘可能地隔離了西方的影響。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印度人仍然會講英語；而隨著改革開放前那一輩的精英上了歲數，會講英語的中國人都老了。
1820年，中國和印度的產出佔世界總產出的近一半，這一事實很好地提醒了我們，這兩個國家曾有過多麼輝煌的過去。與同一時代場景下的許多新興市場不同，這兩個國家的歷史積澱比許多西方國家還要渾厚，作為印度人或中國人，它們的人民有著非常強烈的認同感。它們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從不會隨風飄搖，但它們也同樣揹負著過去的重擔。印度社會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種姓，繼承的身份長久以來一直界定了特權，並且指定了行為和職業。
根據文字記載，印度存在上百個種姓，如果按層級結構排列，賤民構成了印度人口的16％。最高的種姓是婆羅門，它的名稱用英語解釋是指“非常有教養或有知識的人”，如“波士頓的婆羅門”。1973年，一輛載著86名乘客的巴士被困在新德里西南部的洪水中。一個過路人把繩子的一端拴在一輛卡車上，並牽著另一端涉水走到巴士前，要求乘客拉著繩子自己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因為乘客屬於兩個不同的種姓，所以他們拒絕使用同一根繩子，寧願待在原地，結果這輛巴士被沖走了。資本主義鮮為人知的特徵是它對這樣的區分沒什麼耐心。比如，內戰後，美國南方的經濟一直停滯不前，部分原因是法律制度要求在公共場所隔離非洲裔美國人。
印度憲法宣佈基於種姓的歧視是違法的，而且這種歧視現在在城市裡基本上已經消失了。然而直到2008年仍然會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女孩收到了一個不同種姓的15歲男孩的情書，她的親戚公開羞辱了少年後，把他推到了一輛火車前。很奇怪，印度的政壇持續保留著種姓制度的痕跡，種姓仍代表著利益集團。2008年，印度最大的北方邦選舉出的領導人是一位賤民女性，這震驚了全國。庫馬裡瑪亞瓦提（KumariMayawati）組建了一個聯盟，吸引了種姓制度各階層的選民。方便的組織原則、基於種姓的政治推動了贊助行為，而這些行為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