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後舉家遷至浙江蘭溪，出生之地卻是在與南京隔江相望的如皋，並在十九歲以前一直跟隨以販賣藥材為業的父親生活在那裡。僅僅因為後來父死妻病，衣食維艱的途窮之計，才不得已回到久違的家鄉蘭溪。但整個青少年時期在江蘇的成長記憶，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以後他不幸遭逢戰亂、國難、災荒和瘟疫，所幸喜歡讀書、醉心寫作的愛好卻始終沒有放棄。像那個時代的幾乎所有人一樣，有一段時間裡，科舉應試作為知識階層完美人生的惟一選擇，也曾耗費了他數年的時光。崇禎八年他初應童子試，即以優越成績獲得浙江提學副史許豸的大加讚賞。此後他曾於崇禎十二年和十五年先後兩次參加過浙江鄉試。但有意思的是，未能中舉這一不幸事實，似乎並沒讓他感覺到多少沮喪；相反，在心理上自覺對自己和家庭都有了某種交代後，他從此竟然絕意仕進，在縣城東郊的伊山買地築園，開始醉心於一種詩酒散漫、著述自娛的準隱士生活。
幾年以後的一六五○年，已經年屆四十的李漁，由於日益感覺蘭溪小縣的人物與格局已不能容納他逐浙博大起來的心靈，毅然典賣房產田地，帶著老婆孩子移家杭州。當時他的生活主要依賴兩個方面的來源，一是賣文刻書，在出版界小試身手，並旗開得勝。二是遊走於達官貴人之間，透過恭維和展示才華的方法，接受資助饋贈。事實證明，來自後者的收入還大大超過了前者。從理論和師承上分析，這顯然受益於晚明那幫山人墨客為發掘自身價值所作的探索，儘管當時及後世對此褒貶不一，但在幾千年來傳統文人非仕即隱的人生格局中，從此至少也開闢了一種新的生存方法。而李漁，不過由於自身的非凡才幹，再加上少年起就從事商業活動的特殊經歷，在這方面玩起來顯得更得心應手一些而已。
笠翁在南京（4）
今天，當國內一些著名作家學者熱衷於跟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交朋友、謀取相當數目的贊助與饋贈時，肯定不會想到他們精神上的老師，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這雖然讓人一想起來就不免有些洩氣，但事實明明擺在那裡，就算心裡不服氣，也是沒法子的事情。說起來，這也是晚明以降文壇頗為流行的一種風氣，像當時名滿天下的李贄、陳繼儒、王百穀，以及稍後的袁隨園、王夢樓、鄭板橋者流，無不都是這方面技藝嫻熟的高手。
杭州十餘年的客寓生活，成為一個資本運作高手對自身才華的初次測度，也是在商品經濟擠壓下扭曲的文化寶劍憤然出鞘後，閃露出的第一道鋒利光芒。當時，朝野上下因鼎革所引起的震盪尚未完全平息。歷經滄桑、煙水沉沉的西湖彷彿一張巨大的試卷，第一次由一個膽大妄為者胡亂填寫了風花雪月以外的內容。那些年間有人發現他時常往返於杭州、金陵、蘇州、太倉之間，挾策賣賦，尋詩訪友，結交官員、包攬訟事，日子過得倒也相當滋潤。當地一位著名的閨閣詩人黃嬡介，曾在不同場合看見李漁身上穿著魏晉名士那樣誇張的服飾，性情和藹，言詞謙恭，在政界、商界和文人社交圈內如魚得水，有著相當高的評價和知名度。而根據《李漁年譜》的編撰者單錦珩先生考證，為他一生贏來廣泛聲譽的劇本創作，也是在把家搬到杭州的次年，在都市商業文化的薰陶和刺激下才正式開始的。
此後幾年，由於當地政府對他的著作的大量被盜版查禁不力，而衙門設在金陵的蘇松道兵備使孫丕承，反倒能夠雷厲風行，多次主動出示嚴禁。何況這位孫大人又是他的鐵桿崇拜者兼衣食父母。上述這一切再加上對當地日益惡化的文化生存環境的擔憂，都迫使李漁必須儘快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新的安排。於是，在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那個細雨濛濛的秋天的中午，經過反覆多次的權衡盤算後，他終於做出了一生中一個重要的決定，把自己的人生舞臺再次由杭州遷往南京。
根據現在所能找到的資料和作者詩文裡的線索，李漁移家金陵期間先是居住在鸚鵡洲附近的金陵閘一帶，後來因為考慮到這地方距城裡太遠，出門一趟非常不便，住了幾年後感覺有點呆不下去，於是就把家搬到了周處讀書檯後的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山丘上。這處舊園後來被他修葺一新並命名為“芥子園”，還出過一套至今仍然名氣極大、擁有無數忠實讀者的權威畫譜──《芥子園畫譜》。這裡有必要提到的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李漁在金陵住下後的第二天，甚至在行李尚未開啟、整理，妻女僮僕的住房還沒有完全安置停當，庭室門徑更顧不上清掃的情況下，便一個人拿了工具跑到樓上書房，丁丁當當的忙乎起來，後來又心急火燎地讓家僕去請木匠泥工。等到幾天後有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