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南渡之初就寓居京口，四十年後又得以守此地，他希望南宋朝廷能象坐斷東南的孫權一樣要有進取的決心，當然他借古更在說今，不只是被動地恃江為險，更要銳意恢復，重回中原，報家國之恨。當然辛棄疾作為一個軍事幹將，他最關心的還是北伐的勝負，壯懷激烈之餘，仍有不少的憂慮：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希望與嘆惋雜糅，傷古與自信相間，慮憂交融，寄慨遙深，可見此時辛棄疾心情是非常複雜的，他滿懷信心之餘又怕廉頗已老，自己不能為宋廷完成使命，再加上宋廷上下因循已久的頹靡不振、患得患失計程車風，宋寧宗一人信心十足未必有用，一種隱隱的憂慮浮現在字詞之間。
辛棄疾的憂慮，果然便被驗證了，他根本沒能等到北伐的開始，在開禧元年的秋天，就因為一次舉薦的小錯誤被調離了鎮江府，改知隆興府，不久又被劾官。真不知南宋朝廷是怎麼想的，拿辛棄疾這樣的忠臣干將當作的只是手中的玩物。離開前線的時候，辛棄疾萬分沮喪，只能嘆息“卻笑千年曹孟德，夢中相對也龍鍾。”，他拖著病老的身軀無奈地回到了鉛山。
不久的開禧二年春天，缺席了辛棄疾的北伐戰爭開始了。與隆興北伐一樣，宋軍先是小勝，接著鎮江副都統畢再遇所率領的部隊連連敗退，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甚至叛宋降金，金兵則直接渡淮與宋相持，形勢對南宋非常不利。在這樣的情況下，韓侂冑不得不和金國議和，金國乘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開禧的北伐終以宋朝的失敗而告終。此間，辛棄疾回到鉛山後又被任命知紹興府，此時的他確實已傷透了心，推辭不再赴任，朝廷也已覺得當初未用他的決策失誤，造成了現在的後果。隨即又改命辛棄疾知江陵府，他還是力辭。朝廷不顧辛棄疾的年邁，再次下令讓他赴京，改試兵部侍郎，託以重任，可是南宋已錯過了時機，辛棄疾雖然恢復的決心沒有死，但他此時六十八歲的年紀，確已力不從心，而且身患重病，在開禧三年的春天，他決定回到鉛山去，這是他最後一次從臨安回到瓢泉。
這年的九月初十，滿懷復國之志又不得施展自己抱負的南宋一代將才詞人憂憤地離開了人世。神州何處，成了他心頭永亙的哀傷。在那個保守因循、苟且求安、頹靡懦弱的時代裡，似乎一切有識之士有所作為的努力都註定了失敗，辛棄疾一生的悲劇，也正是南宋王朝的悲劇。
南方的嘆息（1）
西湖早結了冰，這是南宋德佑二年正月的杭州。蒙古忽必烈的部將伯顏已經帶著他的萬馬千軍駐紮在杭州城外，就在這個關乎南宋社稷存亡的時候，文天祥被謝太后拜為右臣相，這是朝廷對這位勤王有功的狀元忠臣的信任。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兵臨城下的元軍已逼著南宋朝廷與之談判，文天祥真是名副其實地受命於危難之間。
文天祥可以說是歷史上名氣最大的幾個忠臣之一，所以在南宋以後，他的名字幾乎成為了“忠義”的代名詞，一提起他也就都會想起他那句耳熟能詳的詩句。記得一位老學者說過：“宋以前，國亡後很少有人以死殉國的，宋以後就多了起來。”文天祥也許是首開這一忠烈風氣的宋臣。
文天祥他的一生，都與南宋之舟共浮沉。
一
天寒風緊，江南也早已草木凋零。元軍將領伯顏的行營按紮在杭州東北方向的皋亭山明因寺裡，與文天祥同去的是另外幾位南宋高官。文天祥到元營談判之前向謝太后請求了一個名為“樞密使”的職位，他覺得以臣相的身份去元營談判非常不妥，而且有辱南宋。在走之前，南宋朝廷中許多人是希望向元軍乞和的，謝太后也是這個意思。文天祥清楚地知道，現在兵臨城下，當務之急是讓元軍撤退，不能讓他們再向臨安挺進，使時局有所緩和，然後才能採取下一步的對策。不過文天祥心裡有個尺度，那就是講和而絕不乞和，談判而絕不投降。在伯顏的元營中，文天祥仍不改初衷，不卑不亢，毫不示弱。而伯顏哪裡是想和來者談判，分明是要勸降文天祥的，他知道文天祥在南宋的名聲，若使之能為自己蒙古所用，必能得忽必烈重賞。果然伯顏見文天祥言辭激烈，立場沒有半點動搖，將他扣在了元營，說等幾天就能回臨安，意在拖延時間找人對他勸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