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我的老師餘秋雨先生。餘老師和我是忘年之交，在歷史散文的創作上我知先生甚深，而先生對我這個“年輕人”也不計長幼，鼓勵尤多，期許亦深。這次，餘教授作為惟一被邀請的華人學者剛參加完在東京召開的聯合國世界文明論壇大會，才回到國內，便又投入到四部學術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同時還有臺灣幾家學術出版機構向他約稿，日常事務極其繁忙。可先生仍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從頭至尾仔細地看過了這本書，隨後欣然潑墨，題寫了書名，讓我這個晚輩非常感動。 我的這本書，以南唐李煜為開篇，以蘇曼殊收尾，縱跨有千年之久，解讀了中國九位有影響力的文人的曲折命運，以及他們在歷史困境中表現出的人格魅力。我突然發現，中國的許多不朽文學作品都與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關，比如王勃寫下《滕王閣序》就是在南下省親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遠離長安的貶所寫下的，旅途的困頓和政治的失意，無形間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誕生；且說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當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遊歷才有了他的川行華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詩名；還有這本書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傳誦幽怨哀婉的詞，大多數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時候寫的。這些文人有一個相似點，就是都有著置身他鄉的經歷，羈旅的漂泊和艱辛讓他們文如泉湧、佳篇似潮。這也是我書名的由來之一。
中國傳統的文學中，懷古始終是一個主題，多少好的詩歌詞賦都是氣貫千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樣的宋詞巔峰性句子，我們一眼就能看出蘇東坡的懷古主題。可在當代，真正能把古典美學理解透並運用於創作中去的作家，也只有餘秋雨先生一位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給我們的美學享受，是其他作家無法給予的，小說家往往沉迷在自己主觀世界裡精心編織故事，而某些死板的書齋學者又缺乏瀟灑生動的好文筆，文章枯燥得像被嚼過的甘蔗渣。也許，中國散文註定要在餘秋雨先生出現後有一個大的轉向。紮根於傳統文化並深受其薰染的中國文人中，必然也會站出一個文勢如虹、筆底山川萬里的作家，中國文壇出現餘秋雨散文這道亮麗的風景是必然的，而他也無疑開了散文的一代風氣。當代有“大江東去”健筆者，亦惟餘先生一人。 無論有多少居心叵測的批評，都不廢江河的流向。在那些批評家中，我覺得他們的心態還未必有我這個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健康，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創作作品是第一要義，但有些人卻捨本逐末，他們所有的代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堆罵人的文章，靠罵人吃飯，這一點其實是不正常的現象。而且有些老者，也喜歡誇大其詞，然後表現自己如何如何會考證。其實這些人不懂歷史散文的實際創作，這種文體的跨度大，涉及的學術細節多，必然會出現可商榷的部分。比如實際創作中我也曾遇到過這樣一個問題，在寫李商隱時肯定要引述那首“錦瑟”詩，但這首詩從唐末到當代一直有學者考證。記得我們南大中文系已故的程千帆老先生就對此詩作過解釋，可他的看法也只是其中一解，學術界始 終沒有統一的答案，有人說是悼亡詩，有人說是自憐詩，也有人說是為貶謫的李德裕所寫。那麼對於創作散文的人來說，這首詩怎麼去引用，放在何處？當時，我寫到那個地方也就啞然失笑，要是認識那位擅長咬嚼的先生就好了，心想他會對這首詩有具體而確定的考證，但無疑，他要是說出一個答案，估計海內外會有幾百個唐詩研究學者群起反對他。相信讀者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其實學術細節是有很多商榷性的，而一般的讀者並不是專業的研究者，對真相未必瞭解。正是這個原因也就被那些居心叵測而又有些考據根底的人利用。他們往往說出的只是專業學術研究中的一個見解，最終目的也不是善意地幫作家指正瑕疵，而是搞臭對方，實際上他們很多觀點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多半都是可商榷無定論的。 我們再客觀和心平氣和地說，任何一個作家在作品中都會有疏漏，即使錢鍾書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也不例外，《圍城》一書在翻譯到德文和法文的過程中，譯者就多次發現了書中的疏漏和錯誤，這件事錢先生幾次謙謹地在再版前言中提及；曹禺是中國傑出的戲劇大家，但他的《雷雨》中卻有一處鮮為人發現的硬傷，就是周萍夜晚悄悄地去看四鳳時，四鳳不讓他從視窗進去，他就向裡“手推著窗門”，兩人一推一拒，請注意“推”字，可我們知道窗戶是沒有向裡開的，一陣雷雨過後窗被風吹開，曹禺又讓四鳳去“拉著窗扇，慢慢地由外面關上”，顯然作者創作的時候過於投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