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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語和思想既是分不開的，詩的形體也便隨著言語與思想的不同而分異。先說言語方面。一種言語有一種特質，因此特質，詩的體格與構成也便是特異的。希臘拉丁的詩，顯然以字音的長短為音律排列的標準；英國詩則以字的“音重”為主；中國詩則以平仄成調；這都是言語的特質使然。中國的古詩多四言五言，也是因為中國言語，在平常說話中即可看出，本來是簡短的。七言長句是較後的發展，因為這是文士的創造，已失去古代民間歌謠的意味。就是七言詩，僅以七個音成一句，比之西國的詩也就算很短了。這樣，詩既是言語的結晶，便當依著言語的特質去表出自然的音樂，勉強去學異國的詩格，便多失敗。因此，就說譯詩是一種不可能的事也不為過甚；言語的特質與神味是不能翻譯的；丟失了言語之美，詩便死了一大半。
從思想上說呢，那描寫眼前一刻的景物印象自然以短峭為是，那述講一件史事自然以暢利為宜。詩人得到不同的情感，自然會找出一個適當的形式發表出來。所以：“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謝朓《玉階怨》）是一段思戀的幽情，也便用簡短的形式發表出來。那《長恨歌》中的事實複雜，也便非用長句不足以描寫得痛快淋漓。
不過一首詩的寫成，其啟示是由於思想，還是由於形式呢？這在下一講裡再討論。
就以上幾點看，文學與非文學是在乎創造與否。表現之中有創造的與構成的區別——詩與散文。詩與散文只能這樣區別；在形式上格律上是永不會有確切的分界的。
第九講 文學的形式
我們曾經誇獎過蕭統的選文方法，因為它給文與非文劃出一條界限。但是，我們不滿意他的分類法。他把所選的文章分成：賦，詩，騷，七，詔，冊，令，教，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煩，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類。這樣的分類法是要給“隨時變改，難以詳悉”的文藝作品一個清楚的界劃，逐類列文，以便後學對各體都有所本。但是，詩，七，賦等，因為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提出些模範作品；至於序，史論，論等，是沒有一定結構與形式的，怎能和詩、七等對立呢？設若不論是詩賦，是序論，全以內容的好壞為入選的標準，不管它們的形式，那就無須分這麼多類。可是不分類吧，詩賦等不但是內容不同，形式也是顯然的有分別，而且忽略了這形式之美即失去許多對它們的欣賞。這個混亂從何而起呢？因為根本沒弄清詩與散文的分別。不弄清這個分別永遠不能弄清文學的形式。文學的形式只能應用於詩，因為詩是在音節上，長短上，有一定的結構的。泛言詩藝，詩的內容與形式便全該注意；嚴格的談詩的組織便有詩形學（Prosody）。詩形學不足以使人明白了詩，但它確是獨立的一種知識。散文中可有與詩形學相等的東西沒有呢？沒有。那就是說，詩與散文遇到一處的時候，詩可以列陣以待，而散文總是一盤散沙。那麼，在形式上散文既不能整起隊伍來，而要強把它象詩一樣的排好，怎能不混亂呢？
後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把文章分為十三類：論辯，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說，哀祭，傳志，雜記，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