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讚，銘箴，碑誌。這雖然比蕭統的分法簡單了，知道以總題包括細目；可是又免不了脫落的毛病，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姚鼐想要替文學分十三體類，而專在箴銘讚頌奏議序跋鑽營，卻忘記了最富於個性的書札，及一切想象的文學（小說戲曲等）。”（《新的文評序》）不過，林先生所挑剔的正是這種分類法必然的結果：強把沒有一定形式的東西插上標籤，怎能不發生錯誤呢？再退一步講，就是這種分類不是專顧形式，而以內容為主，也還免不了混亂：到底文藝作品的內容只限於所選的這些題目呢，還是不止於此？況且這十三類中分明有詞賦一類，詞賦是有定形的。
曾國藩更比姚鼐的分類法簡單些，他把文藝分成三門十一類。他對於選擇文章確有點見識，雖與蕭統相反，而各有所見。蕭是大膽的把經史拋開；曾是把經史中具有文學價值的東西拉出去交給文學——《經史百家雜鈔》。他似乎也看到韻文與散文的分別，不過沒有徹底的明白。對論著類他說：著作之無韻者。對詞賦類他說：著作之有韻者。以有韻無韻分劃，似乎有形式可尋，但這形式是屬於一方面的，以無形式對有形式——以詞賦對論著。但是無論怎麼說吧，他似乎是想到了形式方面。至於到了序跋類，他便沒法維持這有韻與無韻的說法，而說：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這是由形式改為內容了。以內容分類可真有點瑣碎了：傳志類是所以記人者，敘記類是所以記事者，典志類是所以記政典者……那麼，那記人記事兼記政典者又該分列在哪裡呢？有一萬篇文章便有一萬個內容，怎能把文藝分成一萬類呢？況且以內容分類是把那有形式的詩賦也牽扯在泥塘裡，不拿抒情詩史詩等分別，而拿內容來區劃，這連詩形學也附帶著拆毀了。
那麼，以文人的觀點為主，把文學分為主觀的與客觀的，妥當不妥當呢？象：
（主觀的）
散文——議論文
韻文——抒情詩
（客觀的）
敘記文
敘事詩
（主觀的客觀的）
小說
戲劇
這還是行不通。主觀與客觀的在文章裡不能永遠分劃得很清楚的，在抒情詩裡也有時候敘述，在戲劇裡也有抒情的部分——這在古代希臘戲劇與元曲中都是很顯明的。況且，這還是以散文與韻文對立，我們在前面已說過散文在形式上是沒有與韻文對立的資格。
有人又以言情，說理，記事等統系各體，如詩歌頌讚哀祭等是屬於言情的，議論奏議序跋等是屬於說理的，傳志敘記等是屬於記事的。這還是把詩歌與散文攙混在一處說，勢必再把詩歌分成言情，說理，記事的。這樣越分越多，而且一定越糊塗。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研究文學的形式呢？這很簡單，詩形學是專研究詩的形式的，由它可以認識詩的形式，它是詩形的科學。散文呢？沒有一定的形式，無從研究起。自然小說與戲劇的結構比別種散文作品較為固定，但是，它們的形式仍永遠不會象詩那樣嚴整，永遠不會有絕對的標準（此處所說的戲劇是近代的，不是詩劇）。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研究形式呢？有的人願對於這個作一種研究。但是這不足說明它的重要。我們應提出研究形式對於認識文學有什麼重要：一、文學形式的研究足以有助於看明文學的進展。請看Richard Green Moulton①的最有意思的表解（見下）。
由上表我們著出文學的起源是歌舞，其餘的文藝品都是由此分化出來的。這足以使我們看清文藝各枝的功能在哪裡：戲劇是重動作的，抒情詩是重音樂的……而且還足以說明文學形式雖不同，可是並非界劃極嚴，因為文藝都是一母所生的兒女，互有關聯，不能純一。
二、由文學形式可以認識文藝作品。Moulton說：清楚的明白外形是深入一切文藝內容與精神的最重要的事。他又說：假如一個人讀一本戲劇，而他以為是念一篇文章，一定是要走入迷陣的。他並且舉出證據，說明文藝形式的割裂足以損失內容的含義，如《聖經》中的主禱文，原來的形式是：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實現，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可是在英譯本中，“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只與“願你的旨意實現”聯結起來。這樣割裂了原來的形式，意思也就大不同了。按著原來的形式，這最後的一句原是總承上三句的。
我們因此可以想到，不按著詞的形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