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兩把椅子，沒有沙發茶几，陳設極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從另一房間進來。儘管時值冬季，他卻像在過夏天：灰白色牛仔褲，三色花格襯衫，裡面一件黑T恤，挽著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當粗碩。頭上是小男孩髮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個頭，的確一副“永遠的男孩”形象（ 村上認為“男孩”與年齡無關，具備三個條件即可：（ 1 ）穿運動鞋；（ 2 ）每月去一次理髮店而不是美容室；（ 3 ）不一一自我辯解。並認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 1 ） （ 2 ）兩條 ）。就連當然已不很年輕的臉上也帶有幾分小男孩見生人時的拘謹和羞澀。
他沒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樣一邊深鞠躬一邊說“初次見面，請多關照”，握完手後，和我隔著圓桌坐下，把女助手（ 他說是assistant，沒說是秘書 ）介紹給我。因是兩個女孩，我自然好奇多看了兩眼，兩人既沒像《 且聽風吟 》裡的少女缺一個小手指，又不大像《 尋羊冒險記 》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既不像多愁善感清純嫻靜的直子，又不像如小鹿般蹦蹦跳跳的綠子，開句不太禮貌的玩笑吧，頗讓我想起《 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 》中的208和209。村上問我路上如何，我笑道東京的交通情況可就不如您作品那麼風趣了，氣氛隨之放鬆下來。交談當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視對方，眼睛更多的時候向下看著桌面。聲音不高，有節奏感，語調和用詞都有些像小說中的主人公，同樣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 我稱讚他身體很健康時他才明顯露出笑容 ），很難想像他會開懷大笑。給人的感覺，較之謙虛和隨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約屬於他所說的那種“ 心不化妝 ”的人——他說過最讓人不舒服的交往物件就是“ 心化妝 ”的人——他的外表應該就是他的內心。他說十年來我翻譯了他二十本書辛苦了，我對自己這個遠方不速之客“入侵”他的小天地表示歉意。我把自己簽名的《 挪威的森林 》和《 螢 》的中譯本送給他。他道聲謝謝，拿在手上翻著說印製質量不錯，比以前好多了。接著他在新作《 海邊的卡夫卡 》上下卷寫下自己的名字，並蓋了兩個章，一個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個是一對紅蜻蜓。看了，我心想難怪他這個年過五十的人還能在《 海邊的卡夫卡 》中把一個十五歲男孩寫得那麼好，即使從這類細小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也難怪他對我剛才送給他的我國古代童戲瓷片畫連道喜歡。其實村上本人沒有孩子，而他這次特意“作為另一個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寫了一個十五歲的男孩，我猜想未嘗不是出於某種補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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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靈魂的自由：我所見到的村上春樹（2）
我下決心提出照相（ 我知道他一般不讓人拍照 ），他意外痛快地答應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邊，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機和數碼相機連拍數張。我給他單獨照時，他也沒有推辭，左手放在右臂上，對著鏡頭浮現出其他照片幾乎見不到的笑意。我問了他幾個翻譯《 海邊的卡夫卡 》當中沒有查到的外來語。問了以日語外來語形式出現的“Rap Singer”、斯坦·蓋茨的“Getz/Gilberto”和“王子”的“Sexy Mother###er”。問到後者時，站在旁邊的“209”有點難為情地斜了他一眼，他則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熟練地寫出英文原詞。並說以後有什麼儘管問，自己雖常去國外，但助手會及時用伊妹兒同自己聯絡。於是我問他為什麼總不在日本，他說在國內畢竟有干擾，例如電話等等，而去海外就可以專心創作。他告訴我寫《 挪威的森林 》那時候是手寫，後來改用電腦。
接著我們談起翻譯。我說翻譯他的作品始終很愉快，因為感覺上心情上文筆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處，總之很對脾性。他說他也有同感（ 村上也是翻譯家。當時正在翻譯塞林格的《 麥田守望者 》，併為此去了次美國，剛剛回來 ），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閒談當中他顯得興致很高。一個小時後我說想要採訪他，集中問幾個問題，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認真地回答了我的提問。我問他何時去中國見村上迷，問他對大陸二十卷本《 村上春樹文集 》中譯本出齊的感想，問他的新作《 海邊的卡夫卡 》的構思，也問了他創作的動力、想像力的來源、孤獨與溝通的關係以及對獲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性的看法。他強調寫作是為了使自己以至讀者的靈魂獲得自由。他談得很投入很深刻，富有新意。不知不覺又過去了半個多小時。最後我請他為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