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製鹽行業由戶部掌管。當時，全國共設有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河東六個都轉運鹽使司，鹽使司下設有分司，分司下設若干鹽場。明朝前期，沿海製鹽業全部由官方一手經營。灶戶按丁計課，必須完成國家規定的產額，官方則給予工本米鈔，完成鹽課後的餘鹽也要交給國家，不能私自支配。灶戶一入灶籍，不得解脫，官方於此控制相當嚴格。
最初，官方對灶戶比較優待。《明史》卷八十《食貨志四》記載：“明初仍宋、元舊制，所以優恤灶戶者甚厚，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者許開墾，仍免其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
但隨著鹽業經濟的發展，官方控制過死、灶戶作業不自由的鹽業體制弊端就充分顯示出來，時而食鹽積壓，時而無鹽可收。於是官方逐漸減少了實物鹽的徵收量，採用鹽課折色或折銀的辦法來向灶戶收取鹽課。
到了中華帝國時代，朝廷頒佈了商法典，在重視商業的大前提之下，情況有所好轉。
中華帝國官方政府雖然嚴格控制鹽業生產，但在灶戶和灘戶的管理上，卻比前朝明更為放鬆。尤其是灘戶可以自主選擇灘地和製鹽方法，並可以在劃定範圍內擴大生產規模，佔有某些生產資料。隨著帝國政府對灶戶管理的鬆弛以及計劃經濟的衝擊，從神武二年開始，製鹽灶戶開始發展私有產業。
由於神武大帝實行的休養生息政策，不是沿海老百姓利用免稅期，經營鹽業，慢慢變得富裕起來，在沿海地區漸漸成為了小資家庭。
當然，以前從事販賣私鹽的一些商人們更是暴利，成了中產階級或者大資產者。
揚州，作為前朝的主要鹽業基地，到了中華帝國時代，同樣還是支柱地區。
王宸和司光明從鹽稅著手，自然要從鹽業入手，這樣他們的第一站便是暗訪鹽場。
來到揚州府的各大鹽場，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是一望無垠的銀海。
這裡，渠道縱橫整然有序，井井鹽田銀交閃閃，高壓電線凌空飛架，水泵房池星羅棋佈，製鹽機械轉動轟鳴，處處呈現一派生產繁忙的景象，由於這裡受氣壓和環流的影響，使這裡長年烈日當空，有充分的光熱進行鹽業生產。
漲潮時，海水從納潮口閘流入儲水湖，透過揚水站，再流過初、中、高階蒸發池，海水濃度便逐級升高，成了人們平常講的滷水，滷水進入結晶區，就在那裡飽和結晶。
每天下午鹽農們便提著竹筐忙著收鹽，手持鐵鏟剷起一道道雪白的鹽花，然後用令一頭的剷刀將其迅速地搗碎，然後送到推車上，運到池畔，堆成一座座連綿不絕的小銀山。
而在附近的海邊，沙灘平緩綿延十里，沙質潔白松軟。西邊的珊瑚礁、東邊的山嶺猶如天生地設的屏障，擋住了吹來的風，衝來的浪，使這裡的新月形的海灣，水面如鏡。
司光明不由得開始陶醉，動不動級冒出來幾句詩詞，旁邊的王宸頓時翻翻白眼，急忙讓他打住。
“司大人，主意場合”
司光明乾咳了一聲，連忙致歉，隨著王宸到處打聽著鹽場的訊息。由於他們衣著光鮮，附近的鹽農們都以為他們是來買鹽的，對他們都很客氣，不疑有他。
揚州府之所以成為帝國的食用鹽的主要貢獻區，主要就是因為海鹽的廣泛應用所致。
而海鹽製取的方法簡單而經濟，其中海鹽利用曬鹽較以前的煎鹽而言，生產工序簡化，成本降低，產量大又省工時，經濟價值十分明顯，灘曬亦有多種制滷方式：或掘灘曬鹽，或納潮曬鹽，二者取滷方式不同，但曬鹽工藝無異。鹽區海潮瀕繁漲落，滯留海水，蒸發濃縮，滲入地下，日久，滷水儲量增大，鹽民則在近海灘地掘井取滷，甚為便利。納潮制滷則須整地開溝，引納潮水，滷水飽和後方能灌池結晶。
雖然曬場已興起，但由於傳統的影響，煮煎鹽的勞作方式仍然散見於一些鹽場灶地。
明朝中後葉，揚州府的海鹽生產已廣泛採用曬鹽法，但其生產規模小，工具裝置簡陋，生產者之間只有簡單的協作，一直停留在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狀態，這是因為由於煮煎產鹽之法流傳時間特別長，生產工具和生產方法難以當即取消，況且開灘曬鹽需要一次性投入較大成本，並非所有灶戶皆能一步到位，所以在曬鹽法普及之後，傳統的煎鹽工藝依然保留下來，而且在陰雨季節，灘曬無法進行，很多灶戶繼續煎鹽，揚州府有的縣境內約有煮鹽工棚190多間，鹽灶300多副，約有600多戶人家常年或農閒時煮鹽，縣西部有個鹽灶坡村，就是因煮鹽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