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中華帝國時代，政府鼓勵大規模製鹽，隨著曬鹽逐漸推廣和整合，神武三年以後，除了那些離海灘較遠或地形不宜開灘曬鹽的地方繼續採用煎鹽法制鹽外，在揚州曬鹽法徹底地取代了傳統的煮煎鹽法。
王宸和司光明瞭解了揚州府的製鹽產業，從大鹽商控制的大型鹽田，到農民自己生產的小鹽田，做了一個大致的估計。
揚州府每年的鹽產量約在二十萬噸左右，但是實際上官府掌握的只有五萬噸左右，也就是還有四分之三的鹽被走私了。
司光明初步計算了一下，十五萬噸鹽，稅收最少溜走了六千萬銀元。也就是說，這些錢都流入了揚州大鹽商們的手裡。
雖然朝廷對於去年收繳了兩千萬銀元感到高興，因為比明朝的鹽稅收入高了五倍。但這僅僅還是小頭，大頭還在那些大鹽商們的手裡。
二人掌握了鹽場的情報後，問題不在鹽場，而是在運輸和管理方面，因此二人開始介入調查的方向轉移到這上面來。
眾所周知，製鹽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的經濟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鹽還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在農牧漁業中也有廣泛用途，鹽稅曾經是許多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所以歷朝歷代一直的管理上非常的嚴格和慎重。作為重要的鹽產地，揚州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在宋代時，朝廷曾在揚州東南沿海地區設立海巡口，兼朝遷鹽場、並設立鹽官機構。當時揚州開始由一個鹽場發展為海運發達的轉運中心，藉助這一便利交通優勢，揚州的鹽產品透過這一海上通道，走海路南北運輸，同時藉助長江運往西北內陸，或者藉助運河將揚州的原鹽運送出去。而揚州當時作為一個鹽業生產重地，不僅帶動了當地商貿經濟的興盛，陸路交通也佔據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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