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不過，當時的輿論，卻不肯罷休，那些奉獻了銀兩物品的人們，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對張之洞失望而且憤憤之餘，倒寧願相信真有其事，是張之洞出賣了光緒，然後找了一個替死鬼結案。
自甲午戰敗，到庚子之亂這段時間，是中國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階層最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國必須變，不變，就要亡國，但卻不知道怎麼變，在變革過程中自是怎麼回事，尤其是不知道變了以後自己會怎麼樣。到了中國輸給小小的日本，而且輸的如此丟臉的這般田地，當年像倭仁那樣富有理想主義的頑固派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絕大多數害怕變革的人士，不過是擔心變革帶來的結果損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對變革的說辭，也不過是借希圖苟安一時的藉口，只是維新人士的變革主張，卻往往由於人們對其過於陌生，而顧慮重重。畢竟，中國大多數士大夫，對於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學的ABC，對他們來說，已經足以嚇得晚上睡不著覺了。
說起來，在近代史上特別聞名的戊戌維新，其實只是場雷聲大雨點小的變法。維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會變革的大多數口號都喊了，但真到變法詔書上，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制度變革，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裁撤幾個闌尾式的衙門，撤掉督撫同城的巡撫，甚至包括科舉考試不用八股，都是傳統政治框架內製度變革的應有之義，自秦漢以來，中國製度已經如此這般地變過很多回了。然而，弔詭的是，這種看起來既不傷筋也不動骨的改革舉措，由於前面很西化的鼓譟，那些希圖苟安的人們，往往會將之聯想起來，什麼事情，一聯想就很可怕，尤其當這些希圖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況下，類似的聯想在茶館酒樓之間流轉，勢必會演變成一股至少是頗有聲勢的反對聲浪。
當然，反對的聲浪，只有在當時特殊的帝后二元權力架構中才能起掀起風浪。儘管明知道中國或者大清不變法不行，但面對只要變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還是心裡老大不舒服。這種不舒服在旗人的“群眾意見”越來越多的時候，終於讓老太婆從後臺走到了前臺，而維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軍事冒險，又恰好讓她找到了囚禁光緒，親自訓政的最好藉口，於是，維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憐的光緒只好在瀛臺以淚洗面了。
“光緒”來了（2）
可是，事情到了這一步，京城的旗人們也許可以偷樂一時，但自甲午以來困擾著官紳們的難題並沒有解決，“新法盡廢”就能解決亡國的困局嗎？太后當家就能頂事嗎？對於被囚禁的光緒，從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樣義憤填膺，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變後的人心，其實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實心裡也沒底。正是這種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氣氛，才讓那個會演戲的假皇上看到了機會，而且冒如此大的風險付諸行動。
從貴族到士大夫再到貴族（1）
我們這個時代很好玩，無論什麼新鮮事都能出來，雖說創意不多，但荒唐卻一把。有的時候，往往舉國若狂，大家好像約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雞血、喝紅茶菌、練氣功等等已經算是往事了，過眼煙雲，沒有持續很長時間，現在時髦的是捧超女，也許還有超男，估計也堅持不了多一會兒。只有一件事大家堅持得比較久，那就是追捧貴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養成貴族。
貴族追求的最初表現是學鋼琴或者小提琴，不僅便宜了此前所有會彈和半會不會彈琴人，而且極大地興盛了國內國外的琴業（現在據說已經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範圍的中國化傾向），讓早琴和賣琴的發了大財。在千軍萬馬的彈琴人流中，有個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認可，於是他們陪練的父母，就騰雲駕霧，揚言說只有某國的王室才配得上結親了。貴族追求的升級，是玩高爾夫。因為這玩意需要開發商建球場和政府批地兩方面的配合，所以，蔚為風氣比較晚，但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某名牌大學校長很是有領導時尚的遠見，居然連高爾夫課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還召開了“高爾夫與和諧社會”論壇，大概在這些人眼裡，高爾夫的優雅揮杆動作，既貴族，又和諧。
跟具有國粹意識的國人講中國其實很久就沒有貴族，是一種殘忍，同樣的話講給具有崇洋意識的人，也許是一種鼓舞，兩種效果都非我之所願，但不講卻又不行，因為我就是吃歷史飯的，有機會說話，必須說實話。
在很早的時候，也就是說兩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國有貴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諸侯、大夫、士，等級森嚴。爵位是世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