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直流傳到現代，而且僅僅在現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為人們惡搞的物件。
讀書，有家傳的讀書，是那個時代，士大夫之所以為士大夫，之所以為社會精英的唯一法門。有了書，有人讀書，而且讀得好，就會被人稱為書香門第，詩禮之家，否則，即使富埒王侯，權勢熏天，也不會真的被人看得起。至於一般的土財主，在人們的日常評價體系中，比農夫和工匠還不如。在那個時代，精英之間的較量，比的是藏書之富，比的是子弟讀書之勤，比的是誰家子弟讀書聰明，而不是誰家金子多，誰家排場大，吃飯用多少盤子。
士大夫意味著榮耀，也意味著責任。在鄉里社會，士大夫就是鄉紳，不做公益的鄉紳，不叫鄉紳。做個士大夫，就意味著有了急難，別人不出頭的地方你要出頭，別人不擔當的所在你要擔當。無論婚喪嫁娶，年節祭祀，調劑糾紛，修橋補路，濟窮救難，甚至為鄉里百姓出頭，對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對抗，往往透過談判的手段，迂迴的途經，）。這裡有榮耀和尊敬，也有物質上的好處，比如主持儀式，調解糾紛，張羅公益，往往處在人們的目光中心，萬人矚目，有享不盡的得意。但同時也擔著責任，付著辛苦，操心費力不說，萬一事情辦不好，糟蹋了眾人的錢財，辜負了鄉親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罵。
從貴族到士大夫再到貴族（3）
中國計程車大夫傳統，已經消失很長時間了。美國人艾愷給梁漱溟做傳，稱之為“最後一個儒家”，也許有點誇張，應該還有幾個，但梁漱溟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確是中國最後計程車大夫。經過幾番運動，幾番燒書，禁書之後，書雖然有人還在讀，但讀書的過程，已經全然沒有了書香縈繞的感覺，大家讀來讀去，無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來學些掙錢的本事，所謂的書，大部分都是教科書或者教學參考書，如此大的一個國家，絕大多數出版物都是教材，除開教材之外，憑自己興趣買書看的，十個裡頭沒有一個。書就是敲門的磚頭，用完了就丟，沒有起碼的尊敬。過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讀點書，否則為同僚看不起，為上司鄙夷，現在的人，讀書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讀書，或者根本沒有時間讀書。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讀書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遷容易。
很弔詭的是，不見得我們丟棄了傳統，傳統就跟我們無關。士大夫傳統丟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卻一樣沒少，全部傳了下來。在沒有正氣壓著的前提下，這些毛病顯得格外突出，意氣，自大，怯懦，虛榮，不負責任，總在人類價值的反面顯現自己的價值，讓人怎麼看怎麼難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這個基礎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讀過點書，在社會上混的不錯的人，挾帶這類似士大夫的意氣和自大，開始了追求貴族的旅程。此番，他們追的實際上是歐洲的貴族，什麼是歐洲的貴族，他們並不清楚，他們心裡想的，無非是某些價格不菲的服裝，某些紅酒和咖啡，高爾夫和滑雪，某些所謂的格調，品味，以及莫名其妙的派頭。
歐洲人離貴族還不算遠，兩百年前，那裡還有點剩的公爵和伯爵，兩百年後，還有剩的城堡，如果歐洲人要追，也許還來得及。不過，他們好像並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貴的產品廣告。
受了這些廣告誘惑的中國人，忘記了自己的書香，自家的傳統，付出巨大的代價，操起了高爾夫球杆，他們追得上，學得來嗎？君不見，送到歐洲去的小留學生們，已經身在歐洲了，他們看得見歐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觸到前貴族的後代，但是，他們中很大一部分變了什麼，貴族嗎？不，當地人叫他們垃圾。
後漢儒生的幸福生活（1）
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雖然一時半會兒儒學並沒有真的尊貴起來，但大方向一定，變化總是會出現的，慢慢的，儒學地位高了起來，儒生的隊伍開始壯大。選官的察舉，本來選拔的標準很是實用主義，沒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漢的後期，也開始一點點扳起面孔，講究起來，原來的賢良、文學、治劇、優異等選拔名目，最後只變成了“孝廉”一個名堂。選官的制度槓桿，是社會風尚改變的利器，於是，社會上稍微識幾個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來對五經有點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後，終於有了出頭之日，通一經賣一經，不愁門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雖然沒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卻走的比漢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遠，因而儒術在獨尊的方向上，推進了一大步。僥倖得了天下的劉秀，當然只能接過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