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多少會有點麻煩，如果沒求來還好，求來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會被人視為佔了大便宜，糾紛自所難免。
比較常見的文化衝突，跟是教會的日常儀式有關，從出生、入教時的洗禮，到死前的終傅禮，平日做彌撒，以及密室懺悔，都令中國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雙方有點摩擦的時候，就更易於流於惡意揣測。一般來講，雖說中國人講究男女受授不親，但鄉村世界，農家村姑，沒有條件藏在深閨，所以，男女混雜再所難免，但是這種混雜，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曠地方，一旦男女混雜在一個房間裡（比如教會做彌撒），就難免引起人們有關臍下三寸的聯想，從通姦到亂交、群交。至於密室懺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釋，則聯想也就更加活躍，簡直就板上釘釘認定就是密室行淫。應該說，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的城鄉產生了無數的關於基督教、教會、教民的訛言，有無數份的打教揭帖在流傳，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關，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顯然，對於打破大門進來的西方人，無論輸入的宗教本身怎樣，中國人的觀感，幾乎從進入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別被惡意放大的隔膜，還有教會育嬰堂收養棄嬰事件。在過去的時代，中國農村比較普遍存在溺嬰的現象，主要是棄養女嬰。（圖35…2）雖然背後有生活的無奈，但不能說不是一個惡習。當然，中國也有人辦育嬰事業，收養棄嬰，但這個事，做的比較大的，還是教會的育嬰堂。育嬰堂收來的棄嬰，很多本身生命條件就不太好（視棄養的時間長短而定），收來之後，嬤嬤們往往對於拯救嬰兒靈魂，比拯救他們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當育嬰堂將這些死嬰集中埋葬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過去棄嬰東死一個，西丟一個，狼吃狗叼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一個地點，一個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於是傳說這些孩子，都是教會害死的，更進一步傳說教會拐來中國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藥，挖眼睛點銀（可以將鉛點化為銀）等等。有的育嬰堂為了鼓勵人們幫助收棄嬰，往往會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報酬，但是就是有匪類，為了這點報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這種匪類一旦暴露，就會把屎盆子扣在育嬰堂頭上，“坐實”了有關的訛言。轟動全國的19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鬧起來的。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3）
當然，由文化隔膜導致的衝突，在基督教的傳播歷史上，並不稀罕。從理論上講，隔膜是會隨著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風習固然怪異，中國人見得多了，自會見怪不怪，隨之而來的會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沒有在誤會形成對抗，只要彼此的敵意沒有形成刻版印象，衝突就會消散。但是，當時清政府的作為，卻使這種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於清政府來說，這只是高壓之下的權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系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僅某些官員出頭限制甚至撲殺教會人士，而且一些鄉紳有組織的對基督教的抵制活動，背後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衝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參與調停審理，多半是在兩下“拱火”，刻意把雙方的敵意人為地加以擴大。後來談到教案，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官府一般都屈從於西方的壓力，偏向教會一方。這個說法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事實的後一半，據我查閱教務教案檔的所見，是這樣的，每當發生教案的時候，只要打上衙門，負責審理的官員，開始都向著民方，有時候甚至是毫無道理的偏袒，整個審理呈現一邊倒的面目。但是，在這種時刻，西方國家的公使和領事往往會出面干預，這種干預，有時甚至帶著炮艦。在根本不對等的外交壓力下，由於總理衙門的參與，案件又開始翻過來，到了這個時候，官府又開始向著教會和教民了。“教方恆勝，民方恆屈”，僅僅是一個統計不完全的結果，產生這個結果的過程，往往被人們忽略了。
最為奇特的是，無論怎樣審理，官府是絕不會讓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許許多多諸如教會淫亂、挖心、採生折割之類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敗的情況下，並沒有人來澄清，給人感覺是官府屈從於洋人的壓力，胡亂斷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氣壯的民方感到含冤負屈，誤會不但沒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當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