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強調：“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要為最苦痛的平民而寫作”，“要以民族的立場而寫作”，“要從理智裡產生作品”，“要用現實的形式”。這實質上是鉗民之口，要文藝為國民黨的統治效忠。
為實行文化專制，國民黨制定和頒佈了一系列反動法令，如“雜誌送審須知”、“圖書送審須知”、“書店印刷店管理規則”、“修正圖書雜誌劇本送審須知”、“戰時出版品審查辦法及禁載標準”等等，加緊對進步文化文藝作品的壓制和摧殘。據不完全統計，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書刊1400餘種，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準上演的劇本160種，修改後始準上演的7種。國民黨還利用種種藉口解散或整編抗日的文化團體，關押甚至殺害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國民黨文化專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國統區的抗日文化運動受到嚴重摧殘，抗戰前期興起的抗戰文化運動，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鬥爭中堅持和發展的國統區抗戰文化運動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中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很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運動。這項工作的意義在目前有頭等重要性，因為他不但是當前抗戰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幹部上準備未來變化與推動未來變化的武器。”“對於文化運動的進行，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而不應使共產黨員尖銳突出與陷於孤立。在反對復古，反對大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政策，反對日寇漢奸的奴隸文化等方針之下（根據各地情況將口號具體化）是能夠動員各階層知識分子各部門文化人與廣大青年學生加入這一運動的。”＇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頁。＇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領導抗戰文化運動的鬥爭中，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大力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堅決貫徹執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把堅持抗戰與爭取民主結合起來，組織和領導國統區進步文化力量，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文藝政策”進行各種迂迴曲折的鬥爭，使國統區的抗戰文化運動，在艱難的環境中得到了堅持和發展。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頑固派大力加強文化專制，國統區的文化運動暫處於低潮。如何衝破國民黨頑固派的文化專制，成為當時推動和發展抗戰文化運動的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採取新的方式開展鬥爭。
一是組織名人壽辰和創作紀念會、悼念會，以聯絡和團結廣大文化界，加強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其中最隆重的紀念活動是紀念郭沫若50壽辰和創作生活25週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來來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長地向郭沫若提出：“為你祝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鬥爭；為你舉行創作25週年紀念又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文化鬥爭。透過這次鬥爭，我們可以發動一切進步民主力量來衝破頑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陽翰笙：《回憶郭老創作25週年和50壽辰的慶祝活動》，《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來責成陽翰笙主持這一工作，並囑託陽翰笙建立一個具有廣泛統一戰線的籌備組織，把慶祝活動搞成全國性的，並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電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黨組織，說明這次紀念活動的意義、內容和方式等。
紀念活動的籌備組織幾乎包括整個文化界、新聞界，其中有“文協”的老舍，救國會的沈鈞儒、陶行知，中蘇文化協會的王崑崙、侯外廬等，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著名人士鄧初民、翦伯贊、黃炎培、許寶駒、黃滇翔、羅隆基、屈武、章伯鈞等。發起入中還有馮玉祥、邵力子、張治中等。新聞界除《新華日報》外，還有周欽嶽主辦的《新蜀報》，陳銘德、鄧季惺主辦的《新民報》。《大公報》和《商務報》也參加進來。充分表明了這次活動的廣泛性。
11月16日，為祝賀郭沫若壽辰，《新華日報》在頭版刊登了周恩來《我要說的話》的文章，並出紀念特刊。特刊上載有董必武、鄧穎超、沈鈞儒、潘梓年、田漢、歐陽凡海、沈尹默及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綠川英子等的賀同賀詩。周恩來在文中指出：“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