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間的力量對比嚴重失衡。與此同時，國際局勢急劇動盪，日本急欲從中國戰場上騰出手來，去應付即將到來的“大轉折”。
這些內外因素，尤其是侵華戰略的破產，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後對其侵華方針作出重大修訂。
日軍佔領武漢、廣州後中國戰場的態勢
“七·七”事變時，日本企圖經過速戰速決的戰略，重現甲午戰爭迅速取勝的一幕。這個戰略方針著重依賴武力，意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戰空間裡，摧毀中國的戰爭力量和戰爭意志，一舉達成日本的戰爭目的。小國寡民、資源貧乏的日本最忌諱戰爭曠日持久，因為這將造成日本國力的無限消耗，難以實現其世界戰略。然而，15個月的戰爭結果卻是，日本所追求的戰略目標成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狀況成為現實。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國戰場上投入了近百萬的龐大兵力，付出了近45萬人傷亡的代價，換來的是一種騎虎難下的窘境。中國全國性抗戰開始後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的格局。在綏遠、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一線約4000公里的正面，日軍面對著200多個師的中國軍隊。另一方面，在相當於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戰線後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爭廣泛開展，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遍佈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軍、新四軍已在華北、華中開闢了廣闊的敵後戰場，建立了晉察冀、晉綏、晉西南、晉冀豫、冀魯豫、冀魯邊、山東、蘇南、皖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已發展到15。6萬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的總人口達5000萬人以上。日軍僅能侷促於主要城鎮和主要的交通沿線地區。
儘管日軍已由戰前的17個師擴大為34個師，並將其中絕大部分投入中國戰場，但同時應付前後兩個戰場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日本的戰史著作就此指出：“佔領地區內特別是華北和華中方面，由於徐州和漢口作戰而兵團外調，移動頻繁，造成後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點和線，前線方面也在擴大，以致到處配備薄弱。敵人乘此弱點，遂這次企圖擾亂我軍後方乃至進行區域性反攻。”＇堀場一雄：《日本對華戰爭指導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頁。＇
在這樣一種戰爭態勢下，日軍若想繼續維持戰略進攻的勢頭，就必須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資補給，並準備承擔遠甚於以往的人員及物資消耗，即使如此，日軍也沒有勝算的把握，更何況15個月的戰爭已使日本的軍力、國力不堪重負了。
捉襟見肘的日本兵員、軍需動員狀況
經過15個月戰爭，日本痛感過低估計了中國的抗戰意志和能力。戰爭的實際程序無論在規模、時間、強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預料。日本的戰爭能力開始暴露出嚴重破綻。
戰爭開始後，日本大規模擴軍，先是在1937年擴編了7個師，繼而於1938年又擴編了10個師，使其師的總數翻了一番。短時間內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擴軍，使日軍的兵員組成出現問題。日本陸軍省軍務部門統計：1938年8月1日，侵華日軍成員中的現役兵僅佔11。3％，預備役兵佔22。6％，後備役兵佔45。2％，補充役兵佔20。9％。［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第149頁。＇
由緊急動員而造成的這種畸形的兵員結構嚴重降低了日軍的戰鬥力。對此，日軍有關部門強烈要求整理軍隊。
與兵員動員的窘況相伴隨的武器彈藥、軍需物資的動員補給同樣難以為繼。開戰之初，日本輕視中國，設想無須大規模的軍需動員，僅憑現有軍需儲備一舉擊敗中國。但是，隨著戰爭的不斷擴大和持久，各類軍需物資的消耗直線上升。日本被迫於1937年10月開始實施“中國事變第一次軍需動員”。
此次軍需動員除了涉及原有的陸海軍兵工廠外，還動員了約3800家民營工廠，對民營工廠的利用率達到平時的2。5倍。［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需動員〈2〉實施編》，朝雲新聞社，1970年版，第120頁。＇
儘管如此，軍需物資的生產補給情況仍然達不到日本軍事當局的預期成果。參見下表：［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需動員〈2〉實施編》，朝雲新聞社，1970年版，第121頁。＇
中國事變第一次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