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遠東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協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歐洲戰爭，對蘇聯的對外政策造成了極大衝擊。蘇聯放棄了堅持多年的集體安全政策，轉而採取了一條以避免戰爭、維護自身安全為主的外交路線。這個外交路線對蘇聯遠東政策的影響在於，進一步加強了延緩蘇日戰爭、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基本考慮。
1938年10月以後，蘇聯繼續貫徹積極援助中國抗戰，使之能夠長期牽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兩次對華貸款1億美元，1939年後繼續向中國提供信用貸款，以便中國購買各類軍用物資。當然，蘇聯對中國抗戰的各種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對即將赴任駐華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說，“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蘇］崔可夫：《在華使命》，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頁。＇
儘管如此，蘇聯的對華援助仍然非常可貴，透過支援中國抗戰也確實達到了束縛日本發動侵蘇戰爭手腳的目的。
蘇聯遠東政策的另一個方面是如何對待日本。
1938年以後。蘇聯為避免德日的兩面夾擊，迫切希望遠東蘇日關係的穩定。1938年4月4日，蘇聯政府建議日本政府透過談判解決一切爭端。這一建議不但未得到響應，日本反而於當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間，在張鼓峰和諾門坎地區兩次對蘇武裝挑釁。蘇聯利用日軍主力久困中國戰場之機，堅決反擊日軍。特別是在諾門坎戰役中，蘇軍重創了日本關東軍，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實力。日本迫於中日戰爭的困擾，也產生了暫時穩定日蘇關係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蘇日雙方經過談判，簽訂了《蘇日協議》。根據協議，日本向蘇聯付清了揹著中國買賣中東路的最後一筆欠款，蘇聯同意將蘇日漁業協定延長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蘇聯《真理報》在題為《關於1939年12月31日蘇日協議》一文中表示，蘇聯政府和輿論界十分重視蘇日關係的正常化，蘇聯方面願意促進它的實現。3月底，蘇聯政府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指出：“日本畢竟應該理解，蘇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這樣理解，日蘇關係才可能圓滿地發展下去。”［蘇］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捲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中譯本，1980年版，第203頁。＇
在蘇聯政府的不斷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蘇日雙方在莫斯科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條約規定雙方“維護彼此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並在另一方處於第三者一國或數國的軍事行動的物件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期間嚴守中立。此外，在簽署的共同宣言中公開宣告：“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頁。＇
1938年以後，蘇聯在歐洲動盪、自身面臨戰爭威脅的情況下，謀求緩和蘇日矛盾的各種努力，對牽制日軍的對蘇戰爭冒險，避免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而且，在此期間蘇聯也未停止對中國的援助。
但是，蘇聯對日緩和關係的一些舉動，尤其是《蘇日中立條約》對中國的消極作用是明顯的。特別是蘇日雙方互相保證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這是嚴重損害中國東北和外蒙古領土主權的行為。對日本來說，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對北方蘇聯的顧慮，增強了南進的決心。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樞密院答詢時聲稱，在衝擊美英，冷卻中蘇關係這一點上，中立條約“對我有利”。［日］深井英五：《樞密院重要議事備忘錄》，巖波書店，1953年版，第150頁。＇
第四編 轉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國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
第二節 日本侵華方針的變化
一、日本侵華方針變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變至武漢會戰結束，日本雖取得軍事上的一些勝利，但是，這些勝利並未給日本帶來勝利結束戰爭的結果，相反，戰爭的全域性卻呈現出與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初衷完全背離的狀況。經過15個月全面戰爭，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國家的經濟基礎因此而動搖，對蘇戰爭準備受到削弱，日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