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我死了怎麼辦！”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書的！”《王光美談話紀錄》，1994年。那時候，沉重的責任感使他下定決心：寧肯被罷官，也要堅持繼續在經濟上進行調整，反“五風”。接著，他對當時的問題承擔了全部責任，主動做檢查，並同意接受抓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畢竟，經濟的調整堅持下來，並且很快見了效。
1962年至1966年這段時期，我看到他不分鉅細地抓建設，研討、思考各項方針和具體政策，並把這一切凝聚在“現代化”這一目標口號上。他最先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經與毛澤東、周恩來反覆共同地推敲，確定下來，並在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寫進周恩來同志的《政府工作報告》，號召全黨、全民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繼續工作，致使幾次反覆。可他總是說：“我的時間不多了，更要抓緊工作，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一定和同志們、和人民一起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繁榮富強起來。”
可誰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規劃未來，為人民一絲不苟地工作的時候，一場大陰謀正在策劃。僅半年之後，他所熱愛的黨、國家和人民與他一樣，在本應是飛速發展的10年中，遭受到難以想像的大災難，陷入狂熱的混亂之中。
處在震天撼地席捲中國的風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為一切罪惡的代名詞。無數誹謗、侮辱都加在他身上，無限地信任霎時變成“刻骨仇恨”，人妖顛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偽莫辨。少奇的痛心難以言喻。
有一次他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勝利的鮮花獻給您》，1980年。見《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7頁。說到這裡，他的聲音顫抖了。
1967年，“一月奪權”之後，各地黨組織全部癱瘓，政局混亂，生產停滯，武鬥開始發展起來，許多無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慮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語：“這樣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該給主席寫封信呢？國家要毀了，這不是搞馬列主義，行不通的。”
我接過他的話：“愈是行不通，你的罪過愈大，你不能再說了。”
“可我是一名共產黨員！”
這個堅定而響亮的聲音，震動著我的心。
兩天以後，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他的兩項要求：
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勝利的鮮花獻給您》，1980年。見《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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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11）
身處旋渦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來，已是花放葉萌之季，我們家裡依然像嚴冬。4月裡的一天，他說：“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樣不嚴肅過。我早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得你自己去改！別人就是一貫正確嗎？要一分為二。”《勝利的鮮花獻給您》，1980年。見《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頁。
入夏黃昏，我問少奇同志，為什麼我們都被描繪得那麼醜惡，簡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卻沒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說：“因為相互信任。”我當時心情很激動，因為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來總是他教導我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嚴厲的老師對一個小學生。我做錯事時，他不留情地批評；做對時，他只表示同意，或只點點頭，很少聽到幾句表揚的話。他早就明確規定，替他看報告或轉達同志們的意見時，哪些是報告原意，哪些是自己個人的意見，必須分清。有幾次他說過：“在工作上，老婆的話應少聽，黨內早有教訓。”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