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漸改為羅瑞卿同志，再到李克農同志，最後雷英夫還負責過一段。翻譯任務越來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譯了，到交通處幫忙。當時交通處是榮高棠同志負責。他讓我協助安排交通工具。我們就充分利用美國飛機轉運幹部。當時我們黨的許多領導幹部，乘坐美國飛機從這裡調到那裡，都是用軍調部名義安排的飛機。後來這件事還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揚。我到軍調部後，組織上有一個規定，就是從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黨聯絡。因為軍調部是公開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絕對分開。有一次我騎車在長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簡單說了幾句話就趕緊走開了。軍調部工作結束以後，在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裡來的回哪裡去。有的回晉冀魯豫解放區，有的回山東解放區，有的要求去東北新區，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黨推薦來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軍調部工作後，政治身份已經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經不行了。組織上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想去延安。領導答覆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10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得到訊息，有一架從南京過來的美國飛機，要經過北平飛往延安。領導安排我搭乘這架飛機。那天，軍調部用車把我送到西郊機場，只見有一架小型的軍用飛機停在那裡。我登上飛機，見到機艙裡已經坐著兩個人，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外國人，都不認識。那天天氣很好，天空藍藍的，還飄著一朵朵白雲。我第一次坐飛機，又是去延安，很新鮮也很興奮，起飛後老站起來往窗外看。平時在城裡不覺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那個外國人這時開口說話了，要我坐下來，說你這樣不安全。這架小飛機就載著我們三個人，從北平飛到了延安。由於互相之間不熟識，一路上都沒怎麼說話。後來我才知道，那位中國人就是###同志，當時在周恩來同志領導的南京中共談判代表團，途經北平回延安彙報工作。那個外國人，就是美國軍隊駐延安的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他們都是臨時搭乘這架飛機的。那天是幾月幾號？由於當時沒怎麼在意，時間一長，也就忘了。前幾年，###同志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候，他的夫人陳舜瑤同志打電話問我：###同志與我一起飛往延安的那天是幾號？我這才仔細回憶了一下，終於記起來那天是11月1日。晚上我打電話告訴了她。到延安，李克農同志和夫人趙大姐在機場接我。我到延安人地兩生，一見李克農同志特別高興。從北平出來時我帶了一包好茶葉，這時趕緊給了趙大姐。李克農同志在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裡是中共方面的秘書長，先回了延安，擔任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
我被分配到中央軍委外事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裡，和李蓬英住一間屋。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覺挺好，很喜歡這裡的氣氛。當時中央領導同志都沒見到，只有###同志離得比較近，常見面，他是軍委秘書長。對面過一條小橋就是美軍觀察組住地，那裡晚上常放電影。尚昆同志有時去那兒看電影，就叫上我們一起去。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住在觀察組旁邊的一間平房裡。她在北平的時候，為去解放區，找我安排過交通工具，所以認識。她來看過我，我也去看過她一次。馬海德、蘇菲夫婦住的房子和我們在一排。還有個美國人李敦白，當時在延安解放報社工作。我到延安那天，李敦白到機場看熱鬧，還上了飛機，見過我。以後他就老到我們王家坪來串門聊天，還給我寫過詩。由於我剛從北平來到延安，有關同志領我這裡那裡看看，參觀了託兒所什麼的。當時延安的幹部吃飯分大、中、小灶。###同志安排我吃中灶，可能是優待知識分子吧！後來從瓦窯堡回來，我就主動要求改吃大灶了。在北平的時候，軍調部一個叫郭戈奇的翻譯對我講，延安有延河，冬天結冰，可以滑冰，所以出來時我還真的帶了雙冰鞋。實際上延安冬天沒有人滑冰，我差點出了洋相。沒幾天傳來訊息，說國民黨胡宗南軍隊要進攻延安，要我們疏散到瓦窯堡。所以這次我在延安只待了十來天，就匆匆忙忙隨外事組疏散到瓦窯堡。瓦窯堡是完完全全的農村了，但我沒覺得特別苦，挺喜歡。在這裡，隨時接觸到當地的老鄉。我們很注意群眾關係。這是我第一次到農村，還在這兒學會了紡線。我從大城市來到延安和瓦窯堡，沒覺得特別不習慣，比我來之前的想像要好，覺得充實。可能因為北平長期在日本人統治下，人們思想比較壓抑，生活也不好。到了這裡，平時生活不算好，但時不時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兒園裡看到，小孩子一個個胖乎乎的，小臉紅樸樸的。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共談判代表團大部分成員從南京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