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形勢錯綜複雜，不久忽然說有可能要恢復談判。談判需要懂英語的翻譯，周恩來同志下通知，點名讓我回延安。這樣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實際上國共談判並沒有恢復，因為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了。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這一次，待的時間比較長。在延安，柯柏年同志是我們翻譯組的負責人。北平軍調部解散時，買了不少外文書帶到延安。翻譯組就從這些外文書中摘譯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材料，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總的題目叫《供您參考》，從題目到內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參加編譯這個《供您參考》。後來少奇同志告訴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後來我還常為朱德同志當翻譯。那時老有外國記者採訪他，主要是美國記者，有羅德里克。朱老總很和氣，每次談話前，他總是給我一張紙，讓我把他要說的話記個提綱，照著翻譯就行了。我給周恩來同志也當過翻譯。到了延安第一次見周恩來同志，是在美軍觀察組看電影時碰見的。他老遠就喊了一聲：“王光美！”見面後他把我介紹給鄧穎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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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飛機把我從北平送往延安（2）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識黃崢：我們知道就是在這期間，您和少奇同志相識了。您能給我們回憶一下和少奇同志認識的經過嗎？王光美：這個說起來話就長了。以前我們的孩子也問過我，說爸爸那麼嚴肅的一個人，你們是怎麼認識、怎麼談的？我都沒有告訴他們。當然，實際經過也很簡單。周恩來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當時的警衛參謀龍飛虎同志在一個食堂吃飯。他曾在北平軍調部擔任葉劍英同志的秘書，所以和我認識。有一天龍飛虎來告訴我，說晚上楊家嶺有舞會，想去可以去。當時我除了原來在軍調部認識的同志，誰也不認識，有什麼活動都是別人帶我去。晚上我就跟著去了。那天周恩來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龍飛虎把我介紹給少奇，說：“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軍調部的，才從瓦窯堡回來。”少奇問了我一些北平特別是學校的情況。因為他在北方局擔任黨中央代表的時候在北平工作過，所以對北平的事情很關心。末了他問我：“你是不是黨員？”我說我不是。當時我覺得很難為情。入黨的問題我考慮過，也有點想法，所以我就說：“這個問題我還有點看法，不知道中央領導同志能不能對我們這些才到解放區的青年給予幫助？”他說：“那要看我有沒有時間。”這是我第一次見少奇。我當時並不瞭解少奇在黨內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時候，地下黨組織曾給我看過黨的一些檔案，有《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黨的七大檔案等等。所以劉少奇這個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黨中央的負責人之一，但說不清他的準確身份。那次見面完全是中央首長同一個年輕人的談話，還談不到有別的意思。第二天，在軍調部當過聯絡部長的徐冰同志，把我們這些從北平軍調部和南京談判代表團回來的同志組織在一起，搞了一輛大卡車，從王家坪拉到棗園。說是因為我們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帶我們去見見朱德總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裡，朱老總很客氣，要請我們吃一頓飯。就在等吃飯的時候，康克清大姐說：“我帶你們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時毛主席已經不住棗園，搬到別處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來毛主席住的窯洞裡。這樣，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窯洞。我的印象，那個窯洞不太寬敞，好像有裡外間。見面時大家都坐著，少奇同志講了幾句鼓勵的話。他講得很簡單，完了就送我們出來了。我們感到他工作很忙，因為是康大姐帶我們去的，能抽空見面談談話，已經是一種禮遇了。這是我第二次見少奇。1947年2月21日，葉劍英同志和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最後一批工作人員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黃華同志。他是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新聞處長，回延安後擔任朱德同志的秘書。3月5日，黃華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裡談話。他告訴我：“少奇同志打電話給葉劍英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想約我談一次話，你們給安排一下。”原來是我第一次見少奇的時候提出過，希望中央領導同志對我們這些才到解放區的青年給予幫助。他記住這件事了。因為我是從軍調部回來的，葉劍英同志當時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給他打了電話。葉劍英同志把這件事交給黃華同志辦。棗園我去過一次，是和許多人一起坐卡車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認識路了。黃華同志給我找了一匹老馬，說：“你跟著它走，老馬識途，它能把你帶到棗園。”我在北平做學生的時候騎過騾子郊遊，沒騎過馬，所以對能不能一個人騎馬去棗園有點嘀咕，後來還是咬咬牙去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