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他進屋一看，見少奇同志躺在地鋪上，驚訝地問衛士：“這是怎麼回事？”還問為什麼不叫光美回來。衛士們把情況說了。總理忙上前問候少奇同志。總理見少奇還沒有退燒，身體十分虛弱，出來交待衛士們說：“請光美回來一趟，就說是我說的。”這樣，李太和同志給我打了電話。我回來的第二天，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先問劉秘書：“光美回來沒有？少奇同志退燒沒有？”當得知我已經回來，接著就和我通電話，問了情況，最後交待我說：“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我回家後，立即和醫生護士聯絡，配合他們為少奇同志治療，同時加強護理。少奇實際上是受涼後得了重感冒，由於他年高體弱，所以身體反應大，症狀嚴重。經過醫治，少奇終於退燒了，病情有所好轉。為使他靜心養病，儘快恢復，我們安排他轉到玉泉山休息。在玉泉山休息沒有幾天，毛主席通知讓少奇同志到上海開會。黃崢：從時間上推算，這時在上海召開的應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處理羅瑞卿同志的那次會議？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於身體沒有完全康復，外出一勞累，就又犯了。上海會議散會後，我們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1965年7月，劉少奇、王光美等會見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前排左起：鄧小平、董必武、李宗仁、劉少奇、郭德潔、王光美、程思遠。在玉泉山休息了幾天，少奇同志的身體開始恢復。1966年元旦後的一天，天上下著雪，少奇要我把孩子們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來，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時因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更不用說聚會、談心。這天一說，孩子們都興高采烈地聚在父親跟前。一些能來的身邊工作人員也來了。像趙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們家，為我們照顧孩子，平時她連見少奇的機會都很少。這天她也來了，頭一回那麼長時間地聽少奇談話。可事後她告訴我，由於少奇的湖南口音，她當時壓根兒就沒聽懂。這天，少奇同志顯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談心。他說：“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幹些事。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他有點動情地講了他關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講到：如何整頓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實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讀兩種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如何縮小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三大差別，等等。他舉例說：我們在山東、河北一帶發現了大油田，在那裡建立工業基地，可以使荒僻的小鎮發展成為新型的工業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電、有油、有鐵路和公路網，就可以同時帶動附近農村現代化；我們在招工時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農田中只剩下女社員幹活。他一口氣講了很多，最後說：“到了那時候，我們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可以瞑目了。”劉源：記得那天父親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後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後，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父親說的這個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沒有說將來去大學教政治或哲學，而是說教林業、歷史。這有點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約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愛琴從外地回家，父親又把我們幾個孩子叫來談了一次話。父親先談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讀、幹部參加勞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最後他說：今天我要對你們幾個大孩子說一說，我老了，幹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後，黨和政府會給一些撫卹，但你們不能靠黨和政府的照顧，要靠自己。你們的媽媽級別、工資不高，你們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有責任幫助媽媽，把弟弟妹妹帶大帶好。特別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們第一次聽父親說這樣的話。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動，當場拿出200元錢，後來存到了小妹瀟瀟的存摺上。
1965年12月上海會議（1）
黃崢：光美同志，剛才您講到，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處理羅瑞卿同志。關於這次會議，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很多情況我們還不清楚。少奇同志出席了這次會議，您也去了。您能不能談一些當時的情況。王光美：大約1965年12月6、7日，接到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同志從上海打來電話，要少奇、恩來等同志馬上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