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英鎊，我們沒有這麼多錢；無計可施，終於一個伯明翰的醫生願意以50英鎊幫我們做這個手術。 手術後，黛比和我意識到一定有很多年輕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窮途末路，如果你能透過一個電話號碼打聽到合適的醫生，這肯定會讓情況大大好轉。除了意外懷孕，還有其他問題，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卻害怕向你家庭醫生承認，又或者離家出走而無處容身……我們列出一大堆學生們面臨的問題，決定就此做些事情。我們預備給出我們的電話熱線號碼，蒐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醫生的名單。 “把你的難題交給我們”是學生諮詢中心的口號。我們在牛津大街分發小冊子，在《學生》上做廣告，不久電話開始來了。許多醫生、包括國家醫療機構和私人醫生，都同意免費或者低收費來提供服務，於是我們建立一個人們想求助的專家網路，許多電話是有關懷孕和避孕。 學生諮詢中心開始比《學生》雜誌佔用更多的時間。我早上每小時得同3個意圖自殺者談心，然後建議懷孕的女孩去找醫生看病，或者寫信指導那些正擔心自己得了性病卻不敢告訴父母或去看醫生的人，我們的工作是幫助那些陷入麻煩卻又無處可去的人——然後用僅剩的時間打理雜誌。我們要處理的最大問題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聽著他人的故事，我意識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多麼幸運，他們從來不審判我，而是支援我，經常表揚我的長處，絕不批評我的短處。  
3。商業啟蒙（1967…1970）（5）
同時有學生諮詢中心和《學生》雜誌，在阿爾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亂，白天黑夜裡任何時候都有人進出我們的房子。因為鄰居們的抱怨，教堂委員會的巡視員經常來這檢查我們是否進行任何商業活動。這些檢查如同西倫敦滑稽劇，讓人產生定期焦慮。委員會在檢查前24小時通知我們，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學生》雜誌的同仁和媽媽立刻忙碌起來：所有的電話堆進一個食櫥；雜誌的職員拿出油彩和畫刷，穿上工作服，開始在牆上作畫；媽媽帶來琳迪、8歲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當教堂委員會抵達時，他們只見一群畫家興高采烈地裝修房子，所有傢俱都用防塵罩包紮著。 教會巡視員會看著這歡快的家庭畫面，他們尷尬的撓撓頭、誇凡妮莎可愛、和我的媽媽友好地談話。只要他們一消失，媽媽回家，我們扯開防塵罩，插上電話，重新開始工作。 這一切結束在我們忘記拆電話的那一次。到那時他們已經來了5次，也一定開始有點懷疑。當他們留下來喝完茶準備離開時，兩個電話在櫥櫃裡面狂響起來，一片可怕的沉默。 “聽到什麼了？”我馬上借題發揮，“你們能聽到那個電話嗎？這些房子的牆太薄了，我們可以聽到隔壁的所有活動的聲音。” 巡視員大步向前，拉開櫥櫃門。5部電話、1個接線總機和大把電線全部從他頭頂上滾落下來，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線總機。阿爾比恩大街44號的一切結束了，《學生》雜誌不得不另找地方當辦公室。 我們把附近四處尋找地方，尊敬的卡斯伯特？ 斯科特喜歡學生諮詢中心，向我們免費提供了聖約翰教堂的地下室，我們甚至遊說當地郵局工程師為我們裝上電話，而不是讓我們按照慣例等3個月。不久，我們沒人注意到我們正在昏暗的地下室裡工作，周圍是大理石雕像和墳墓。 1969年11月兩個來自瑪麗裡本警察局的警官找我，他們提醒我注意1889年色情廣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要知道，為救治性病做任何廣告都是違法的，這些法案原來是為了阻止庸醫騙取人們接受其昂貴而又無效的性病治療。我爭辯說我僅僅提供諮詢服務，我把患有性病的人都介紹給聖瑪麗醫院合格的醫生，但是警察十分固執：如果學生諮詢中心繼續公開提到“性病”之類的話，我將被捕坐兩年牢。 這星期前，我們成功地起訴瑪麗裡本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學生諮詢中心的一個客戶身上放置毒品。這個警察被降職，所以我懷疑這次訪問與此事有關。 我們適時地改變了在倫敦周圍分發的手冊中性病的稱謂，開始稱它為“社會疾病”。然後我們收到了很多患有粉刺的人的諮詢，而打電話求助性病的人數從60下降到10個。我們以為警察在詐騙，而且每星期幫助其他的50人值得冒受瑪麗裡本警察威脅的風險。於是我們重新提到“性病”，但我們錯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來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應地受到兩項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廣告法案，禁止為“下流的和淫穢的東系”做廣告，認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廣告中提及治療或者諮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