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它看作一個形容詞、一個系列服務、一種重要價值的開端，用70年代的話說，《學生》雜誌和它延伸的一切東西都是“嬉皮”的。“學生”是個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開發這種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擴充套件多遠，看看它會走到多遠去。這樣一來，我和我的朋友開始有所不同，他們仍專注於雜誌本身，熱衷於報道學生政治。 地下室裡的生活是一場混戰。我們從來沒有錢，卻無比繁忙。我們是個團結緊密的團隊，在工作中獲得樂趣，覺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過偉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國性報紙的記者們前來採訪，看看我們怎麼回事。透過一個十分簡單的方法，我們令他們印象深刻，我和託尼坐在桌上，電話在手邊。 “很高興見到你們，請坐。”我一邊說，一邊請記者坐在我對面的布袋上。當他們手忙腳亂地拍去布袋上的汙垢時，電話響了。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3。商業啟蒙（1967…1970）（4）
“託尼，幫我接一下？謝謝，”然後我問這些記者，“現在，你想了解《學生》什麼？” “特德？ 奚斯找你，理查德。”託尼插話。 “我就回電話，”我回答，“現在，你們想知道《學生》什麼？” 記者伸長脖子看著託尼告訴特德？ 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開會，只能待會兒回電。接著，電話再響起，託尼再度接起電話。 “大衛？ 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給他回電，順便問他午飯是否可以改時間？我必須去巴黎。”我朝記者抱歉地笑著，“——現在，我們說到哪呢？” “我想問你——” 電話又響了。 “很抱歉打擾了，”託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賈格爾找你，他說很緊急。” “請原諒，等我一分鐘，”我說，不情願地拿起話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謝謝，你呢？真的？獨家採訪？好的，聽起來不錯……” 我就這樣說下去知道喬納森電話那頭笑得喘不過氣來，或者報時器響了。 “很抱歉，”我對記者說，“總有突發事件，我們快忙死了。可以結束了嗎？” 記者們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被送出門，與喬納森擦身而過，電話再也不響了。 記者們完全相信了我們的詭計，《星期天電訊》寫道：“全世界的攝影家、記者和作家看來都與願意全身心協助《學生》雜誌，而且一個龐大的義工發行渠道已經遍佈中學和大學，國內超過五十萬學生會閱讀這份雜誌。” “眾多風雲人物是他們的採訪物件，內容包羅永珍。”《觀察家》寫道。 《每日電訊報》說：“《學生》吸引了許多著名的作家，將成為國內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之一。” 1968年秋天，喬納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個員工生活在他們的地下室裡，要求我們搬離。我們搬到阿爾比恩大街44號，就在康諾特廣場拐角處。喬納森被迫離開我們繼續他的學業，他對拋棄我十分內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個由地下室製作的小雜誌能成為他可靠的經濟基礎。 失去了喬納森，《學生》幾乎四分五裂。我沒法一個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沒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幫手，幾星期後，我請尼克來幫我。他剛結束了阿姆頗佛斯的學業，準備去布萊頓的蘇塞克斯大學，他同意延遲入學，來《學生》幫忙。 尼克來後，《學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他開始控制現金，不再用一個大餅乾罐裝錢，那會讓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錢去買食物、飲料或大麻。尼克恰當地使用我們的銀行戶頭，核對銀行往來賬目。尼克掉了一顆門牙，再加上一頭黑色的長髮，他看起來挺兇悍，嚇住了很多討債者。 到如今，在《學生》工作的人絕大多數人只有19或20歲，有很多自由性愛的言論和實踐。過去擠在喬納森地下室的員工們，現在可以住進新房子，大家紛紛忙著營造私人空間。我在頂樓安裝了一個大銅床，沿著床欄杆拉過來一條長長的電話線，我經常就在床上談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義登記租了這座房子，這樣房東——教堂委員會——就不會認為我們把它用於商業用途。父母喜歡新聞業的刺激性，雖然爸爸是一個短髮律師，星期天還會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媽媽樂於同披著一頭長髮、一個月都不刮鬍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學期和假期裡琳迪會過來幫助我們賣《學生》，並同雜誌社的小夥子們談戀愛。 我和《學生》的一個職員黛比有一段短暫的戀情，當她告訴我她懷孕了，我們都嚇壞了，不知如何處理一個嬰兒。黛比決定去墮胎，打過一些電話後，發現很難安排，黛比不能在國家保健醫療機構流產，除非她能證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們瘋狂地給所有醫院打電話，試圖尋找解決的方法。當我們找到一個私人醫生幫忙時，我們發現費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