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分成了三個階層，有40萬科威特人特別有錢，200萬窮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們。在科威特沒有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西方所宣稱的“民主”幾乎無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對阿拉伯世界毫無貢獻，”他繼續說道。“他們所有的錢都存在瑞士銀行的帳戶裡，而不在阿拉伯半島。我曾詢問許多世界首腦，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約旦，一個沒有石油的國家，那麼西方是否會來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懷疑這一點。”接著他大笑，“不過，我知道你會來的！是的，你會坐上熱氣球，率領你的維珍飛機，飛越地平線趕來！不過，說真的，這是一個解決整個中東問題的機會。科威特向薩達姆承諾，它將支付它在兩伊戰爭中承擔的那部分資金，因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戰的，而它卻背棄了這一承諾。起初，薩達姆只計劃佔領那些有爭議但他認為屬於他的油田，他之所以佔領了整個國家，是因為聽說科威特人在準備飛機的起降跑道，讓美國人進來保衛他們，對於侵略沙烏地阿拉伯，他絕對沒有興趣。” 侯賽因國王的和平計劃包括伊拉克撤回到邊境，但保留那塊他認為科威特虧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後三年內，科威特應舉行選舉，來決定這些邊境地區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還是伊拉克。他告訴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曉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進行了數月的談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斷地拒絕履行他們的承諾，此外，科威特人也沒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戰爭而欠下的債務，並且繼續欺騙所有的阿拉伯國家，超額生產石油而且廉價售出。晚餐結束時，侯賽因國王將我的信拿進了書房，翻譯成阿拉伯語。他給薩達姆寫了一封附信，派專門的信使送去巴格達。 回到倫敦後，我開始與外事辦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達的人們的醫療詳情，以便能夠“證明”他們是病人。然後又給其他外國大使館打電話，預告他們可能會有一次前往巴格達的營救飛行，他們應當盡力提供患病“證據”來幫助一些本國同胞登上飛機。返回英格蘭的第二個晚上，我收到了薩達姆的答覆，他向我們許諾會釋放婦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質，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飛到巴格達，公開提出上述請求。我跟英國前首相、保守黨人泰德？希思通了電話，問他是否樂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賽因國王聯絡上薩達姆，把泰德的名字傳給他，薩達姆表示認可。第二天我們用飛機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裡侯賽因國王將安排他前往巴格達。 又過了一天，侯賽因國王給我打電話：“先生，好訊息，你可以啟程去巴格達了，我得到了薩達姆的承諾，保證你的安全。” 為了這個電話，我們前面幾天都在籌劃，並且已經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機組人員。我們也預先告知乘客，維珍的航班可能會出現延遲，我們也許不得不把他們轉到其他航班上去，當我告訴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飛行的准許時，他們顯得憂心忡忡，一旦飛機在巴格達滯留超過幾天，我們就會破產。 “政府已答應，如果飛機被毀，他們會支援我們的保險公司，”維珍航空的財務處長耐格爾肯定道，“不過要是飛機遭到挾持，羈留在巴格達，沒人會支付保險。還記得吧，英航已經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靜，大家在默默領會這話的含義。“有一個好處，”戴維一臉嚴肅地說，“他們說不定會把理查德扣在那兒，省得我們再經受他那些輕率計劃的折磨！”人人開懷大笑。儘管我明白，這次飛行冒險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無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點，我們從蓋特維克機場起飛，朝東飛過歐洲，我們都坐在飛機前部，這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人質親屬，醫生，護士，維珍的機組人員和一名代表新聞媒體的記者，身後還空著400個座位。好一幅怪誕的景象！艙外的白晝迅速消褪，進入伊拉克時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軍隊在哪兒，想象著在我們飛向巴格達時受到雷達的監視，在他們陰暗的螢幕上，我們就像一個明亮的綠色圓點。我有點兒期待見到幾架戰鬥機飛過來為我們護航，可是一切都寧靜依舊，令人不安。飛機轟鳴著顫抖著向巴格達飛去，12個月裡第一架飛往巴格達的飛機，機艙裡所有人都停止了談話，我們正在進入世界上最危險的領空——聯軍預定的集中攻擊目標，不知道襲擊會在何時開始。 我走進駕駛艙，機長和兩位大副正透過無線電對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講話，那是證明巴格達存在的唯一訊號。透過擋風玻璃望去，前方一無所有，伊拉克實行了徹底的燈火管制。“我們離這座城市越來越近了。”機長說。我審視著面前的螢幕，高度計隨我們下降而降低，長時間的平行飛行讓人產生錯覺，在空中的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