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當了都監，說是幫忙，可總有那麼點兒監督的意味。
慕容延釗也是個人物，在後周就是殿前副都點檢，在大宋高居殿前都點檢、侍中級使相。這位慕容將軍是從五代混出來的，積習難改，對手下的軍將十分縱容，部下們偷雞摸狗、順手牽羊，什麼事都幹，把老百姓弄得雞飛狗跳，他也假裝沒看見。在一些事情上，根本不和李處耘商議，習慣性地自己拍板。
李處耘惱火了，論和皇帝的關係，自己可是當今皇帝的嫡系；論職位，自己好歹也是樞密副使，這慕容延釗也太目中無人了。李處耘就開始向趙匡胤打慕容延釗的小報告，慕容延釗也不客氣，兩人爭相上奏掐起來了。
趙匡胤感覺難辦了，他也知道慕容延釗“違紀”，但這個人是後周舊臣中的大旗，萬萬砍不得，再說慕容將軍手裡還握著兵權呢。於是，趙匡胤演了出“揮淚斬馬謖”，把李處耘的樞密副使罷免了，貶為淄州（山東淄博南）刺史，來安撫還率軍在湖南的慕容延釗。
慕容延釗得勝回朝，趙匡胤也沒秋後算賬，而是論功行賞，將其加封檢校太尉。這事雖然有顧忌的地方，但還是可以看出趙匡胤是仁厚的，只是苦了李處耘。
這是權謀的需要，李處耘心知肚明，可有苦說不出，只好認倒黴。
這事也引起了趙匡胤的警覺，名位已高的故帥宿將不僅不好統馭，還容易讓他們在戰爭中進一步提高威信，可怕！從這以後，趙匡胤使用的都是曹彬、潘美這些名位較低的將領為統帥。
為了削弱地方藩鎮的實力，在統一戰爭中，趙匡胤還發明瞭一個極其巧妙的辦法，就是在動用嫡系禁軍的同時，大量使用藩鎮手下的“雜牌軍”，讓他們在戰爭中消耗。（這手段，有些眼熟是不？）在平滅荊湖時就調集了節鎮、防禦使們十一個州的兵力，徵後蜀時也有大量的地方部隊參加。
對武將權力的剝奪，遠遠不是“杯酒釋兵權”那麼簡單，趙匡胤先後清洗了大批將軍，包括“義社兄弟”韓重贇、石守信、王審琦，“情好親密”的韓令坤，“以兄呼之”的慕容延釗，侍衛親軍司都虞侯張令鐸，挺劍逼迫首相範質臣服的親信羅彥環，還有開國功臣張光翰、趙彥徽等等一大批武將。
清洗？是的，絕對是清洗！
不過，趙匡胤沒有消滅他們的肉體，只是拿走了他們的兵權。
趙匡胤對武將不放心，對文臣同樣也不放心。無論文武，權勢大了，都會危及到皇權。
武將的權拿走了，再把文臣的權拿走，那國家誰來管理？趙匡胤是聰明人，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就是分權，把權力分散，誰也別想大權獨攬。
文臣之首宰相的權力最大，高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統轄軍、政、財權，權傾朝野。相權過重對皇權也是一種威脅，這樣的權力不能允許存在。
剛開始的時候，趙匡胤或許還沒有這樣的想法，他只是想降低宰相的待遇。舊例相傳宰相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在趙匡胤剛當上皇帝不久，一次宰相範質上殿奏事，趙匡胤照例賜座，可開始奏事時，趙匡胤說：“我最近眼睛有些發花，請把奏章拿近來我看。”範質便離開自己座位，走近趙匡胤，趙匡胤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從此以後宰相上朝，只能站著和皇帝說話了。
有人認為以趙匡胤仁厚的性格必不會這麼做，其實在政治權謀上，性格並不能決定一切，利益才是硬道理。否則，仁厚的趙匡胤，怎麼會奪了有知遇之恩的柴榮兒子的天下？心機深沉的趙匡胤，撤掉的不僅僅是一個座位，這等於宣佈，在皇帝的面前，誰也沒有平起平坐的權力。
乾德二年，趙匡胤罷免了原後周的宰相範質等三相，把宰相換成了自己的親信趙普。但後來趙匡胤發現獨相趙普也開始專權了，就感到有必要給趙普加點兒制約，便把原來只當擺設，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設政事堂的參知政事提高了位置，使其有了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權力，成為名副其實的副相。
既然開了頭，那就會一發而不可收，貪權和收權都一樣。
於是又設立了樞密使管軍事，分割了宰相的兵權，形成宰相府和樞密院兩府牽制局面。樞密院執掌調兵大權，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等政令，都由樞密使主持，和宰相對峙。趙匡胤設制，每逢入朝奏事，兩府錯開，互不相見，各說各的，這樣就使皇帝能在雙方的奏情中對比分析，掌握實情。
趙匡胤乾脆又設了三司使，主持鹽鐵、度支、戶部三司政務，其地位僅次於宰相，人稱“計相”。這樣又剝奪了宰相的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