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事無不統”的宰相成了只負責日常行政事務的大管家。
這樣把權力分割來分割去，趙匡胤掌握了門道，給樞密使、三司使也配上了分權的副手，不僅部門間相互制約，正副職之間也相互制約。（這樣的平衡權術，也大有面熟的感覺啊，是三權分立嗎？）
中央是這樣，地方政權也是照方抓藥，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職。通判在本州中地位相當高，權力也很大，有權過問州中的一切政務，並可同知州分庭抗禮，直接傳達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監州”自居，說：“我是朝廷派來監視你的。”後來有人告訴趙匡胤，通判權力太重，不利於知州行使地方職權。他才又下令，沒有知州與通判聯名簽署的政令，不能實行，這就使二者互相牽制，聽命於中央。
各地的地方官都是中央“戴帽”下去的，由文官出任“知州”、“知縣”，“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中央派遣的官員在所擔任的實際職務之前加上“判”、“知”、“權”、“提舉”、“提點”等等，這樣一來，就逐步形成了官與職、名與實，官、職、差遣分離的制度，這就涉及了宋朝的官制。
要說宋朝的官制，可是前所未有的混亂，本來漢唐以來有所謂“官”與“秩”的分別，官是管事的許可權，秩是確定級別和待遇的標準，兩者是互為表裡的，官升秩長，官降秩落，一目瞭然。可大宋就是會別出心裁，管事和級別待遇分開，成了“兩層皮”。
在宋朝，過去的那些什麼左右僕射、六部尚書、侍郎、各寺監卿監統統“作廢”，這些官都不再具備原來的職權，“官”只決定俸祿、贈官、敘封、恩蔭等待遇，被稱為正官、本官、寄祿官，“差遣”才是朝廷委派的具體職務和實際權力。如果沒有皇帝的特許，這些官員都不能管本官署的事，官員如果沒有朝廷委派的差遣，就只能領俸祿而無事可做了。
因此，某一官職並不代表具體職務，而職事高下又與俸祿無關，官擢品未必升，官貶階亦未必降；“差遣”被罷但官、職尚在，職落而待遇如故，這對官僚們來說可是天大的好事，就算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會拼命地保護朝廷姓趙。
可就這樣，趙匡胤還不放心，為了加強官僚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他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御史臺”，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一旦其中一個被權臣控制時，另一個能照樣發生功能。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御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階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的官員進行抨擊。
這對於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文臣，真是一個發揮“才華”的好制度，他們可以毫無顧忌隨時隨地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其實他們也並不在意自己的見解是否高明，也不在意是否能被採納，他們只是希望當個“反對派”，博個敢諫直言的好名聲，以後自然會官運亨通。
因此，在宋朝便會看到，為了一件事（無論大小）經常會引起激烈爭論，一個敢做事的人，身後往往跟著一群挑刺攻擊的人。挽救大宋危亡的幾次努力也被這些挑三揀四的傢伙弄得不了了之。
結果這個後遺症，把大宋弄得積重難返，趙匡胤處心積慮防止的內亂沒有出現，卻不得不亡於外患，這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的。
以“仁”為本的治國方略（1）
宋代是一個以仁厚治天下的時代。三百年的基業，從太祖趙匡胤開始，就始終把“仁”作為治國的方略。
趙匡胤的仁厚，最被人稱道的就是不濫殺，其實何止是不濫殺，他當真擔當得起“心胸寬廣，仁義無雙”，這一點歷史上所有的君王都無出其右者。
歷代王朝的更替，都免不了血腥的屠殺，前代皇族更是屠殺的重點。商周時代還給前朝留一個小封國，“不絕祭祀”，但到了南北朝以後，對前皇族斬盡殺絕已成慣例，可以說每一個“龍椅”都是從血海里撈出來的。
後周被取而代之，恭帝的命運卻好得出奇，趙匡胤不僅沒有把他和家人按到砧板上“魚肉”一番，還大大“禮遇”了這些王室，恭帝被封為鄭王，遷居到西京洛陽居住。這還罷了，沽名釣譽之後再殺的事也不是沒有，可趙匡胤還真不是那種人，他留下的“祖宗家訓”第一條就是：對後周皇室老柴家的子子孫孫，一定優待，就算犯了謀逆的大罪，也不許拉到大街上砍頭示眾，就讓他自己在大獄中悄悄了斷，而且不能株連其他直系親屬。
有的人說，趙家的江山是從柴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