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哉旁屎畹缺唷段逅氖逼詰納繽擰罰�1），第124~132頁。由於書社規模不大，以至於成立半年多後，在漢口明德大學讀書的沈均還不知道有此書社。沈是湖南新民學會會員。1920年10月他致信毛澤東抱怨說：“學校（引注：指明德大學）除了幾份照例的報紙外，想看看什麼叢書雜誌，那是沒有的。最可怪的，以一個天下馳名的漢口，連販賣新書報的小店子都沒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
新文化運動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據鄭超麟回憶，1920年春，福建的學生才開始鬧“五四運動”，開始接觸新思潮。1919年11月，剛從福建省立第九中學畢業的鄭超麟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運動有愛國以外的意義”。在船上，他第一次與“外江”學生接觸，發現那些“外江”學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雜誌，而此前他只熟悉禮拜六派雜誌，對《新青年》一類雜誌聞所未聞。與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學生也都是到法國以後，才開始閱讀從國內寄來的《新青年》等雜誌，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後，才學會寫白話文，學會談新思潮。《鄭超麟*》，東方出版社，1996，第5~21頁。
新文化運動在各省之間不同步，在各縣之間更不平衡。作家艾蕪、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蕪的家鄉新繁縣；距離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讀的新繁縣立高等小學，校長吳六如是吳虞的侄子；五四運動前；學校圖書館就訂閱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蕪較早接觸了新思潮。沙汀的家鄉安縣，地處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還不知陳獨秀、胡適、魯迅是何許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才開始接觸新思潮和新文學。與沙汀比，何其芳接觸新思潮的時間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萬縣上中學的何其芳還不知道五四運動，當地教育界依然視白話文為異端邪說。 txt小說上傳分享
新文化形成“運動”（3）
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各地的程序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盡相同。在浙江，《星期評論》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師範有400多名學生，訂閱《新青年》100多份，訂閱《星期評論》400多份。施復亮：《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1956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一大”前後》（2），人民出版社，1980，第33頁。後者幾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暢銷的新文化刊物是《勞動界》。長沙文化書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間，共銷售雜誌40餘種，其中銷量最大的是《勞動界》週刊（5000本），其次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國》（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勞動界》於1920年8月創刊於上海，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向工人進行宣傳的通俗小報。在長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於學界購閱，唯有《勞動界》除學界外，工人購閱者也不少，故其銷量頗大。《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2期，轉引自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1），第64頁。銷量排在第二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創刊於1919年8月，編輯李辛白是北京大學出版部主任，辦刊宗旨是想將新文化普及於民間，以“平民”為物件，文字通俗簡短，定價又很低（一元錢32本），故而銷路也很好。*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上冊，三聯書店，1978，第297~395頁。排在第三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銷2000冊已相當可觀，但在湖南仍不及《勞動界》與《新生活》之暢銷。刊物的銷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運動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趨勢。
當“新文化”真正被“運動”起來後，“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也應運而生。以往多認為“新文化運動”一詞是孫中山於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最早提出來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第207~212頁。有關孫中山最早提出說，見金耀基《五四與中國的現代化》，馮天瑜《新青年*訴求特色芻議》，兩文均載《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上），第62、170頁。實際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陳獨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該期有四篇文章提到“新文化運動”。其中三篇是陳獨秀寫的《隨感錄》（《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