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學生聞風興起服膺師說者，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其主張以為文學須應世界思潮之趨勢，若吾中國曆代相傳者，乃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應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懷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此其文學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後，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而於其所教授之哲學講義亦且改用白話文體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演說。《新潮》之外更有《每週評論》之印刷物發行，其思想議論之所及，不僅反對舊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即於社會所傳留之思想，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而加以抨擊。蓋以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寄語新文學諸君子，中國文學*已極，理應順世界之潮流，力謀改革，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韙，求文學之革新，用意亦復至善，第宜緩和其手段，毋多樹敵，且不宜將舊文學之價值一筆抹殺也。靜觀：《北京大學新舊之暗潮》，《申報》1919年3月6日。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報道說：（《新青年》提倡白話文）其初反對者，約十人而九，近則十人之中，贊成者二三，懷疑者三四，反對者亦僅剩三四矣，而傳播此種思想之發源地，實在北京一隅，胡適之、陳獨秀輩既倡改良文學之論，一方面為消極的破壞，力抨舊文學之弱點，一方面則為積極的建設，亟築新文學之始基，其思想傳導之速，與夫社會響應之眾，殊令人不可擬議。野雲：《白話文在北京社會之勢力》，《申報》1919年11月16日。綜而觀之，當時《申報》等新聞媒體對《新青年》關注的焦點多集中於文學革命，其次是反對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進入新聞媒體的視野。這兩個方面之所以會產生巨大反響，其實不難理解：文學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砸了舊式讀書人的飯碗，而反對孔教則意味著推倒了舊式讀書人的精神偶像。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4）
三四年後，章士釗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其批評所向，仍集矢於白話文學。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原載《新聞報》1923年8月21~22日，收入《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第440~448頁。一個以政論為中心的思想文化雜誌，真正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的，卻是其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恐怕也出乎陳獨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雜誌在傳播“新思想”方面的價值和意義。1919年底，《新青年》編輯部為重印前5卷，釋出廣告稱：“這《新青年》，彷彿可以算得‘中國近五年的思想變遷史’了，不獨社員的思想變遷在這裡面表現，就是外邊人的思想變遷也有一大部在這裡面表現。”《〈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裝本全五冊再版》，《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報》刊登廣告，其廣告詞亦強調《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上海群益書局刊登《新青年》雜誌廣告，見《申報》1920年1月1日。1923年10月，胡適在其主編的《努力週報》發表他寫給高一涵等人的信，內稱：“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胡適之的來信》，《努力週報》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增刊。胡適雖然沒有具體解釋《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個時代，但從思想史的角度立論則是明顯的。
1926年，戈公振撰寫了中國第一部《中國報學史》。戈氏著書的時間，正好是《新青年》終刊之際。該書對《新青年》的介紹十分簡約：“初提倡文學革命，後則轉入共產”。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第158頁。五四以後，《新青年》轉向提倡社會主義，1920年9月改組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1923~1926年成為*中央的理論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發展的全過程。在今天看來，戈氏的歸納顯然不夠全面，但他的簡約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後人們對《新青年》較為深刻的記憶。
又過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內稱“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陳獨秀）個人思想的變遷，同時可以看到當時思想界的變遷”，郭湛波：《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