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據1936年北平人文書店版重印，第82頁。正式坐實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從此以後，從思想史的角度評述《新青年》，日益成為學界的主流話語，而最為時人關注、也最具實績的文學革命，則漸漸淡出史家的視野。遲遲未能實現的理想常常為人們眷念，迅速達成的目標也迅速被人們淡忘。
同一個《新青年》，辦刊人的出發點，反對方的攻擊點，與局外人的觀察點既不盡一致，新文化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言說的“運動”亦有相當的出入，更不用提後來各方政治力量有關五四的種種敘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每當救國的壓力增強時，他們更多地回憶政治方面的內容；每當社會氣氛有利於實現知識分子解放的目標時，他們就回憶適應啟蒙的需要開展的文化論戰。”微拉？施瓦支：《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李國英等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07頁。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記憶”與歷史“再造”，參見羅志田《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載氏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第144~174頁。時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導“根據現代化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選擇那些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和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董秋英、郭漢民：《1949年以來的〈新青年〉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當事人的“選擇性回憶”既屬難免，史家再刻意“選擇性研究”，有關五四的敘事勢必與其歷史原態愈趨愈遠。
五四運動一週年之際，中國知識界就開始紀念五四。從此以後，五四的紀念幾乎年年進行，不曾間斷。近百年來，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得到不同黨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共同紀念，並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釗在紀念五四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90年來，五四紀念也確如李大釗所期望的，一直都在與時俱進，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義”。其結果是，紀念越久，疊加的“新意義”越多，影響也越來越深遠，與此同時，五四運動的本相，反而是越紀念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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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黨”向“群眾黨”轉變（1）
1921~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的重要轉型時期。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的信：“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見《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檔案彙集》（下文簡稱《上海檔案》）甲2，1986，第77頁。在短暫的五六年間，*由最初的數十人，發展到五六萬人。四一二政變前，*黨員人數為57900餘人。見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頁。這是否意味著*這樣一個外來的“國際性”政黨組織，1924年1月，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宣告稱：“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指國民黨——引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見《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週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經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並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國底層社會？近代以來，中國人借鑑和移植外國的知識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麼*在向中國社會滲入的過程中，其遭際又是如何？本章試圖考察早期（1925~1927）*在上海都市社會的組織動員。在1920年代上海紛繁複雜的都市環境裡，*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擴張組織，如何動員民眾，採取了何種策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諸如此類，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地去探討。
上海是*早期革命的大本營和重要的活動基地。在1925~1927年間，*在廣東和兩湖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農大革命。不過，當時*認為，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上海這樣一個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大都市開展革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