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戰爭與革命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的首要特徵。尤其是20世紀的上半期，戰爭與革命幾乎成為一種常態。戰爭古已有之，而革命則是現代的產物。戰爭有“熱戰”，有“冷戰”；革命有“武革”，有“*”。而在一般情況下，暴力是兩者的共性。革命與戰爭緊密相連，有時戰爭是革命的表現形式，有時戰爭引發革命。革命的成敗，往往是戰場決勝負。
武人喜歡戰爭，文人喜歡革命。現代中國的職業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稱，民國以來的中國政治大勢，可以歸結為“文武主從之爭”。社評認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隨後袁世凱憑藉北洋軍與孫中山所憑藉的國會相較量，最終演化為“武主文從”的局面。而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集大權於以文人為核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借鑑蘇俄“赤軍”經驗建“黨軍”，以黨權制約軍權，以文人制約軍人，意在恢復“文主武從”的政治。《文武主從論》（社評），天津《大公報》1927年6月20日。但北伐以後，文人制約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國民黨執政時期，軍權獨大，實際形成“武主文從”的格局。而共產黨則始終是“黨指揮槍”，維持“文主武從”的局面。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但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篡奪了，所以孫中山被迫發起“二次革命”。當此之時，梁啟超發表感想，聲稱“歷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逃避……革命復產革命，殆成為歷史上普遍之原則”。為什麼“革命復產革命”？一個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革命”被視為神聖，“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於是一部分人“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以革命為職業。梁啟超：《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革命失敗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還要不斷革命。對國民黨而言，北伐勝利，定都南京，意味著“革命”已經成功，但黨人仍然誦唸總理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對共產黨來說，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誌著革命已經勝利，但仍然宣稱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20年代開始，革命成為多個政黨的共同訴求。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並起，並形成一種競爭態勢。革命不僅為多數黨派所認同，也為多數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革命是救亡圖存、解決內憂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於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識青年尤其成為革命的崇拜者和謳歌者。五卅之後，知識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熱潮。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要“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為當時革命青年的口頭禪。
前言（2）
由於革命被建構為具有至高無上的道德正當性，再沒有人敢於公開表示反對革命。當革命被神聖化的同時，“反革命”也被建構成為一種最大的罪惡行為。1927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反革命治罪條例》出籠，第一次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從此以後，“反革命”既是一項最嚴厲、最令人恐懼的法律罪名，又是一個最隨意，最氾濫的政治汙名。亦因為此，“反革命”有時實實在在，有時則是虛無縹緲。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地籠罩乃至葬身於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廢除。兩年後，“反革命”一詞才徹底從憲法中剔除。
20世紀中國有過兩次被命名為“大革命”的時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兩次“大革命”，並非僅是名稱的相近，其實具有相當的歷史連續性。第二次“大革命”所運用的“革命”語詞，如果我們翻閱一下《嚮導》週刊，就知幾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產物。第二次“大革命”所運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掛胸牌、遊街示眾，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等，湖南農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過。
20世紀的中國革命，與18世紀末期的法國革命及20世紀初期的俄國革命，被並稱為世界歷史上三次最具影響的革命。和另外兩次革命相比，20世紀的中國革命持續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規模最大。一般認為，法國革命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時間；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