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最早從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過20餘年。而中國革命如果狹義的演算法，1911~1949年，長達38年；如果寬泛一點，往前追溯到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往後延伸到1976年“*”結束，則長達80多年。前30年是國民黨主導，後50年是共產黨主導。前後基本上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將中國革命的下限延伸到“*”結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國家政權的更替，並非中國革命的終結。1949年以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仍在繼續。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區域性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革命，中國的老百姓無一例外被捲入。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更復雜，經驗和教訓也更豐富。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中國革命已經成了一場“慢性革命”。王恆：《現代中國政治》，廣州，革新評論社，1926年3月出版，第87~95頁。那個時候，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中國革命還將持續半個世紀。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初，相當多的*黨人對革命的長期性和艱鉅性估計不足，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很快就可以奪取政權。這樣一種對革命形勢的樂觀估計，固然容易導致盲動主義，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極端嚴酷的環境下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信念和革命鬥志。1927年國民黨以武力“清黨”*，而*革命仍能繼續而不輟，與革命者的高昂信念有著莫大的關係。
前言（3）
中國革命既是“發生”的，更是“發動”的。而要動員廣大底層民眾起來革命並非易事。*是一個最擅長組織動員、最擅長運動的革命黨。這一點在*早期就已嶄露。1915~1925年間，由於日本的挑戰與刺激，中國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的政治抗爭行動：一是1915年抗議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二是1919年抗議巴黎和會將山東權益轉歸日本，三是1925年抗議上海日本工廠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這三次危機姑且稱之為“亡國”、“亡省”、“亡人”，也就是說，三次“危機”的程度其實一次比一次減弱，然而“動員”的規模卻一次比一次增大。尤其是五卅運動的規模更是空前，有西方學者甚至認為只有40年後的“*”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Jurgcn Osterhammel）：《中國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譯，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第2頁。之所以如此，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的參與。五卅運動是*領導的第一場具有全國性規模和影響的群眾運動。是時的*還是一個不足4年黨齡、不足千名黨員的小黨。黨員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沒有發動和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經驗。儘管如此，五卅運動仍能轟轟烈烈地持續達數月之久，充分嶄露了中國共產黨在民眾運動方面非凡的組織領導能力。若說五四孕育了*，五卅則堪稱是*崛起的標誌，也是*正式登上全國政治舞臺的標誌。
與*的“群眾”路線不同，國民黨始終走“精英”路線。晚年孫中山雖然倡導“扶助農工”，仍是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去“扶助”“不知不覺”，這與直接以工農利益代表自任的*黨人相比，雖有相近之處，更有很大不同。國民黨始終與下層民眾相脫離，*則很快成長為一個擅長群眾運動的動員型政黨。
然而，革命史的書寫多關注“精英”而漠視“大眾”，只見“肋骨”而不見“血肉”，突顯“黨性”而淡化“人性”，充滿“教條”而缺少“鮮活”。其實革命並不缺少“鮮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鮮活”的眼光。如1980年代中央檔案館和部分地方檔案館合編的革命歷史檔案彙集，不僅數量龐大，而且細緻生動，至今仍少為學界所關注。
革命不是孤立發生的，革命史也不應該孤立地研究和書寫。20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放回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考察，不僅要研究“革命”，同時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將革命的主體力量和革命的敵對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個歷史場域來考察，才能再現其“眾聲喧譁”的歷史本相。
20世紀上半期，國共兩黨的互動，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中國政治的走向。20年代初，基於對中國“一盤散沙”現狀的焦慮，兩黨不約而同地厭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