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議會政黨體制而選擇“以俄為師”，仿效其“*集權”的政黨體制和“黨在國上”的黨治體制，其影響極其深遠。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指出，中國革命的目的，和歐洲革命的目的不同。“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孫中山認為，中國革命的目的不是要為個人爭自由，而是要為國家爭自由。而要實現國家的自由，便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孫中山的這一主張，為國共兩黨所認奉。而在實踐層面，共產黨比國民黨貫徹得更好。
1920年代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中國共產黨誕生於這一時期，中國國民黨也在這一時期改組“再造”。西方議會政黨體制經過民初短暫的嘗試後即被認為行不通而遭到中國人整體性地否棄，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取而代之。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具有排他性，不容黨外有黨，多黨並存。對國民黨而言，要麼“容共”，要麼“清共”，不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只有抗戰前期的短暫例外）。國共之爭，要麼全贏，要麼全輸，不可能共存雙贏。
“以俄為師”的另一成果是軍隊黨化。軍隊黨化，本有助於破除北洋以來軍隊私有化的諸多弊端，但軍隊為政黨控制後，政黨之間的競爭，也隨之匯入武力之途。政權在不同政黨之間的轉移，最終由槍桿子來決定。不同的是，同樣是“黨軍”，共產黨確實做到了槍由黨來指揮，兵受“主義”訓練；而國民黨則異化為以軍控政，以軍控黨的局面。
戰爭幾乎貫穿民國曆史的始終，然而軍事史堪稱民國史研究最薄弱一環。這也許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無論是國民黨軍隊，還是共產黨軍隊，其組織結構與執行機制，如軍隊的層級構成與組織系統，軍事集團與山頭派系，戰略戰術與作戰能力，武器裝備與後勤給養，情報傳遞與通訊系統，政工制度與兵民關係，以及軍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遷，士兵的招募、訓練、素養、兵餉、晉升機會、官兵關係、生存狀態與心理體驗等等，均值得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尤其是從社會史的視野研究軍隊的組織形態，以軍事為切入點來理解社會歷史，關注武裝力量與社會民眾之間的關係，均是軍事史研究的可能進路。
txt小說上傳分享
“普通刊物”（1）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雜誌》）創刊為開端，以“*”、“科學”為旗幟。這一說法，早已成為學界認同的經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最初流傳之際，時人心目中的“新文化運動”多以五四為端緒，而且身歷者所認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內涵既不一致，與後來史家的慣常說法亦有相當的出入。後來史家所推崇、所眷顧的一些思想主張，在當時未必形成多大反響，而當時人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卻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視野。
數十年來，學界對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之歷史敘事，日益趨同。陳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學界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歷史的敘述，差異最小的是關於《新青年》部分。他舉美國學者周策縱與中國學者彭明的研究為例，說明即使是政治立場迥異的學者，對《新青年》歷史功績的描述亦頗為接近。與此同時，學界對《新青年》文字的詮釋仍不絕如縷，更有歷久彌新的趨向。依據留存下來的《新青年》文字解讀其思想意蘊，是既存研究較普遍的正規化。而思想演變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則多為研究者漠視。《新青年》並非一創刊就名揚天下，景從如流；“新文化”亦非一開始就聲勢浩然，應者雲集。《新青年》從一“普通刊物”發展成為“時代號角”，“新文化”由涓涓細流匯成洪波巨浪，實都經歷了一個相當的“運動”過程。過去較多關注“運動”的結果，而不太留意“運動”的程序。對“運動家”的思想主張非常重視，對“運動家”的文化傳播策略與社會環境的關聯互動則甚少注目。本章擬以《新青年》為視點，綜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論敵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認知，儘可能“重返”五四前後的歷史現場，從“過程”的描述中著力“還原”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本相。
今人的視線，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環所遮蔽，甚少注意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時，其實並沒有什麼高遠的志懷和預設路徑。《青年雜誌》沒有正式的“發刊詞”。創刊號上只有一簡單的“社告”，內中除申言“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以及“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