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名相丘吉爾，據二人研究，原來同樣患有焦慮症。丘吉爾患病的成因據說包括：（1）童年時家道中落，缺乏家庭溫暖，造成“戀奶媽情結”；（2）有輕微語障，不能操標準牛津腔，令他在傳統英式貴族家庭裡感覺不夠貴族；（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歷敗仗，導致自信心嚴重受損。丘吉爾在二戰前是公開的墨索里尼崇拜者，曾說“假如生在義大利就會加入法西斯”，二戰期間做出過大量*指令，經常提出暗殺敵人、狂轟平民一類非常舉措，冷血無情的指數直逼希特勒，原來都是“病”。難怪不少史家認為，他雖然保衛了英國，但他的“病”也多次讓英國走到毀滅邊緣，全靠身旁的顧問和醫生力挽狂瀾。相對而言，丘吉爾始終比希特勒幸運，因為希特勒的存在，就是丘吉爾的病的最佳解藥，唯有他的頂級瘋狂，能夠讓丘吉爾的次級瘋狂有機會合法地、英雄地發洩。二戰結束後，丘吉爾多次承認，這讓他“很失落”，因為真正的“醫生”已一去不返。嗯，這是多麼的令人同情啊！
單看上述檔案背景，可以說丘吉爾雖然是大英貴族，但他的童年陰影和成年行徑，豈不是和侍母至孝（Vs。 戀奶孃）、出身貧寒（Vs。 家道中落）、一戰戰敗（Vs。 在戰勝國打敗仗）的希特勒大同小異？所以英國人不但對希特勒有戒心，對丘吉爾其實同樣有戒心，認為這位“病人”根本是不適合治國的。戰爭過後，丘吉爾立刻被洞悉世情和理性的英國選民拋棄。然而，《拜見丘吉爾》是不會面世的，因為一方面，諷刺英國戰時制度的黑色幽默沒有多大市場；另一方面，丘吉爾已成為世界英雄，把他的“病”無限誇張地惡搞又顯得政治不正確。成王敗寇，對病人而言，也是金科玉律。
貓哭老鼠Vs老鼠愛上貓：“最後解決”的玩笑
《拜見希特勒》另一個希望營造幽默感的諷刺物件，是那種幹什麼都要填表的日耳曼官僚主義。表面上，這似乎是德國的民族性，和納粹無關，但電影要說的，正是納粹反猶主義必須和德國官僚主義的傳統結合，才會變成“將人化為數字”的僵化管理，才能把慘絕人寰的暴行輕描淡寫地執行。將殘酷的現實和兒戲的決策過程、從容的領袖風範並列，從而帶來巨大反差，理論上，這是很“幽默”的。例如電影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多次神態自若、故作輕盈，對那位協助希特勒演講的猶太教授格林巴姆說：“嘿，屠殺猶太人的‘最後解決’那件事，請不要介意”，還叫他“看開點”、“大度點”。希特勒也對他說“最後解決”的事，“其實與我無關，我也曾提議將猶太人送到別的地方，好像馬達加斯加”（這倒是真有其事）。戈培爾和黨衛軍領袖希姆萊更拿出印上不同集中營影象的撲克牌，“仁慈”地讓主角選擇要拯救哪座，不過“詼諧”效果就不及布什通緝伊拉克薩達姆政府高層的撲克了。
畢竟，“最後解決”實在太血淋淋、非理性，戈培爾、希特勒的話就算更“有趣”，觀眾都難以相信其他德國人有資格發放相同的“幽默感”，只會覺得這是少數當權派直截了當嘔心的邪惡。這是貓哭老鼠、一切佈局都由強勢的貓主導，而不是老鼠主動愛上強勢的貓，沒有什麼命運弄人的喜劇感。與另一部同一班底製作的電影《再見列寧！》相比，後者才算符合黑色幽默的定義，因為片中的專制當局沒有直接染血，行為的荒謬沒有令人那麼沉重，而且電影有力地解釋了何以有普通*德國老人會真心相信共產主義，黑色幽默的發揮也就有了群眾基礎的普遍性，觀眾容易相信主角的經歷縱然誇張了點，但起碼精神不假，而且具有相當代表性。假如我們要做歸類習作，《再見列寧！》也許有點後現代，《拜見希特勒》卻顯得超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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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式數目字管理應怎樣幽默？
其實，希特勒治下的納粹式數目字管理曾做出不少“創見”，值得喜劇作家大書特書。例如納粹曾下令進行優生學“實驗”，以測試雅利安人種是否真的比其他人優越，實驗內容由讀書識字到性生活無所不包，內裡的荒誕、實驗方法的反智（對於智性、知識的反對或懷疑），都將史家黃仁宇所言的“數目字管理理論”發揮到極點。怎樣將極左和極右加以比較，相信也會是黑色幽默的好素材。
《希特勒萬歲，豬死了！》記述了以下一個真實的幽默小故事：有位德國天主教神父，大力反對希特勒青年團干涉教會的教育，被納粹黨員當面批評說“沒有兒子的人就不要談什麼教育”，神父立刻響應說“我絕不容許任何人在我的教堂內諷刺元首”，從而刺中希特勒缺乏家庭溫暖的死穴。這些幽默，應比《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