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裡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樣子。”
鄭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腳，一棵捲心菜在他腳下爛了。
回到公社黨委辦公室，鄭天良打電話問縣委辦，縣委辦說小黃沒回縣裡，也沒見到車。等到鄭天良坐公共汽車趕到縣汽車站時，南京的兩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經站在那裡等了一個多小時了。鄭天良跑到縣委請求借一輛汽車用一下，縣委辦的主任老薑說：“縣裡總共只有三輛車，全都下去了。我打個電話，你到縣商業局去借一輛‘拉達’車吧！”商業局長是耿天龍，耿天龍非常爽快，他說：“鄭書記出馬，立即派車！”鄭天良滿頭大汗地還不忘說了一句：“汽油費我來付。”事隔二十多年後，耿天龍向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還記憶猶新，他說：“鄭天良是用袖子擦額頭的汗，鄭天良年輕的時候，艱苦樸素，幹勁很足。”
等到鄭天良帶著“拉達”車趕到車站時，已是黃昏日落，縣城裡瀰漫著濃濃的暮靄和燒晚飯的蜂窩煤煙，南京蔬菜公司的兩個人已經不見了，後來他們打電話來說，時間等不及了，第二天他們還要去蘇北調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萬斤蔬菜收購計劃泡湯了。鄭天良帶著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對方說菜已經調齊了，不需要了。雖然春天訂下了一百萬斤的收購計劃，但由於那時候沒有合同，都是靠口頭信用，而且人家確實也是講信用的，人來了，你不安排看貨，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毀約和打官司一說，更不會有什麼賠償。
鄭天良氣得在鄉政府大院子裡罵罵咧咧，他像一個走投無路的日本鬼子一樣，在辦公室裡煩燥不安地來回走動著，地上的灰塵飄浮在秋天的光線下，像一桶麵粉被潑翻了。南京的收購計劃佔全公社的三分之一，這差不多半邊天就蹋下來了。
黃以恆第二天早上才將吉普車開回了公社大院，鄭天良破口大罵：“你這個王八蛋，你想把我們往火炕裡推呀！我開除你黨籍，開除你公職！”
黃以恆低著頭：“鄭書記，我錯了。”
鄭天良指著黃以恆的鼻子：“不是你錯了，而是我錯了，我瞎了眼讓你在公社看家。”
黃以恆的檢查交待中說他母親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將車子開回去送母親到揚州住院的，沒來得及打招呼。
公社黨委會上，鄭天良拍響了桌子：“母親生病不是理由，關鍵是對工作缺少責任感，無組織無紀律，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我的意見是留黨察看一年，行政降兩級處分。處理決定報縣委批准後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為小黃說情，他們說是不是給個黨內警告處分，行政降級就算了，工資都很低。
鄭天良固執已見，堅持原來方案。由於意見不統一，一時就沒上報。所有的黨委成員的當務之急是，分頭忙著聯絡蔬菜出路。鄭天良對黃以恆說：“我們秋後再算總賬。”
黃以恆停職檢查，等候處理。
問題比想象的還要糟糕，眼看著蔬菜從田裡收上來後沒處賣，一些土豆發芽，蘿蔔長出了葉子，捲心菜爛了心，黃瓜軟得像年糕，社員們急了，兩個大隊八十戶社員，人拉肩挑，驢馬傾巢，將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裡，公社大院驢車、馬車、手推車擠在一起，車上堆滿了菜，地上散落著菜，驢馬隨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裡像一個農貿市場，亂成一團。他們要求公社將菜買下來，因為當初種菜的時候，公社檔案上說秋後由公社負責銷售，現在他們來找公社負責了。
一些極端的社員像文革一樣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號：“把資產階級官老爺們揪出來”、“打倒一切反動官僚”等。
鄭天良急得渾身直冒冷汗，他萬萬沒想到，計劃趕不上變化，當初輕率地寫上一句負責推銷，如今作繭自縛萬劫不復，要是當初寫上“協助推銷”也就不會有今天這種被動，但如果不寫上“由公社負責推銷”，誰還願意種呢？農民們幾千年來一直是種水稻小麥的，當初就有大隊書記說：“現在有的地方連飯還吃不飽呢，人怎麼可能靠吃菜過日子呢？”鄭天良反問道：“那你打算你們大隊什麼時候消滅草房子？”
鄭天良站在一輛驢車上，手裡拿著一個報紙捲起來的喇叭：“社員同志們，不要擔心，公社是會對你們負責到底的。你們將菜過磅後全都回家，一個月內，我負責給你們付款！”
社員們熱烈鼓掌，有人又不負責任地喊出了“鄭書記萬歲”這種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口號。
百把號社員散去後，院子裡成了菜場，鄭天良看著成堆的蔬菜，心裡一陣陣發緊，他的頭髮在秋風混亂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