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說：“肯定不是黨員，黨員領導怎麼能接受土特產呢。”鄭天良點點頭表示肯定。晚上房間裡有一隻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甦醒了，嗡嗡地叫著。鄭天良一夜都被一隻蚊子牢牢控制著，沒睡。
從其他各地回來的黨委委員們都有了好訊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費外花了一百多塊請客送禮的錢，好在鄭書記不批條子，此事也就糊里糊塗地不了了之地報了。後來鄭天良的觀念也有了一些變化，比如，他覺得來客商的時候，在飯店請客吃飯是可以的，因為人家幫你的忙，這等於是給人家面子，但參加陪同的公社幹部一定要交伙食費，不低於在食堂的吃飯標準，四毛錢。再後來，縣裡領導下來檢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飯，也沒領導像以前一樣主動交伙食費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縣裡領導來了就從公社食堂轉移到街上飯店裡去吃飯喝酒，鄭天良也漸漸習慣了，他覺得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接待外賓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宴會，肯定是不會要人家交伙食費的。這很正常。但鄭天良有一點在黨委會上卡得很死，任何黨委成員參加陪同必須交伙食費，任何人都不允許接受外面的禮品，一旦發現，黨紀處分，決不輕饒。他說：“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還有三個大隊至今連電燈都沒有，想起來讓人寒心，我們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錢物，那真是罪該萬死。”
鄭天良最初對黃以恆的印象是相當不錯的，他認為小黃年紀輕、腦子靈、反應快，做事方方面面考慮得很周全，黨委其他成員都很喜歡這個白白淨淨的小夥子。其實黃以恆比鄭天良只小三歲，這一年二十七歲。他是去年秋天從縣委辦公室派下來鍛鍊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朝陽公社推行和落實“生產承包責任制”。如果將個人的田地收歸集體肯定是有難度的，但要是將集體的田分給個人卻是很容易的，有的生產隊半天就全分完了，還有的隊在接到上級政策後，連夜就將生產隊的田分個一乾二淨。分不分田的難度主要在不種田的人那裡，所以黃以恆到朝陽公社並沒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黨委秘書老吳去年得癌症死了，鄭天良就讓黃以恆暫時頂替一下。黃以恆在縣委辦只是個副股級幹部，公社黨委秘書是正股級，所以鄭天良也沒有明確小黃的職務，但大家都叫他黃秘書。黃以恆在縣委辦是秘書幹事，乾的就是送送簡報、安排車輛、打水掃地等雜事，所以他在朝陽公社黨委秘書這個角色中輕車熟路應付自如。小黃是下放知青推薦到省財經學校學習一年後分到縣委辦的，在領導們身邊工作，能力還是比較強的。鄭天良有一次在開完黨委會後當著全體黨委委員的面開玩笑說：“小黃的能力完全可以當一個公社書記。”黃以恆很不好意思地說：“鄭書記，你可不要抬舉我了，我一輩子也學不到你的經驗和水平，哪能當公社書記呢。”大家都說：“小黃同志的最大的優點就是謙虛。”鄭天良多此一舉地補了一句：“不像我，我這個人就不謙虛。”
這都是說說而已的玩笑話，當然誰也不會當真。
真正讓鄭天良對黃以恆痛下殺手的是這一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小黃擅自將公社的唯一一輛吉普車開跑了。
這輛從部隊淘汰下來的破軍用吉普四處漏風，還經常壞，修理費高，汽油又緊張，鄭天良對黨委成員們說：“到每個大隊去一律騎腳踏車，除非到縣裡有急事用一下，誰都不準動。”鄭天良從來都是說一不二的，所以這輛半殘廢的吉普車停在公社大院子裡就像一個人嘴裡裝了一顆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鄭天良要求黨委全體委員們在秋收的時候全部到各大隊蹲點，檢查落實蔬菜收購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員家裡。公社只留黃以恆一個人值班。他對黃以恆說，這幾天可能南京、揚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來人提前看貨，吉普車原地待命準備接待，人一刻也不能離崗，車誰也不準動。黃以恆說我一定按鄭書記的指示辦。
秋天的蘿蔔、土豆、黃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鄭天良看著堆成山的蔬菜，腦子裡一直晃動著瓦房、電燈、收音機的形象，這是他建功立業的重要證據。
這天下午兩點多鐘，燒飯的萬師傅騎著腳踏車喪家之犬一樣地一頭大汗地衝到正在紅光大隊菜地裡的鄭天良面前：“鄭書記，南京蔬菜公司來人了，下午三點半坐車到縣城，他們打電話叫我們到縣城接一下，下午在六點之前要我們派車安排他們到兩個大隊看菜，當晚他們還要坐車回去。”
鄭天良說：“我馬上回去，趕緊讓黃秘書開車去接站！”
萬師傅抹著一頭冷汗說：“吃過中飯後，黃秘書把車開走了，他叫我幫他看電話，縣裡有事就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