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幹部是我們建設四化的重要組織措施之一，黨和人民對你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市委、縣委也希望你們回來後能把擔子挑起來，既要有改革開放的幹勁，也要時刻記住戒驕戒躁謙虛謹慎。我送你們三句話，一是以事業為重，不計個人得失；二是服從組織安排，要有大局觀；三是放開手腳大膽改革，用卓著的政績來回報黨和人民的期望。”
黃以恆和鄭天良緊張地記錄著市委梁副書記的重要講話，吳成業只是聽，他沒記，他不知道做記錄是官場的基本規矩，即使上級講的全是空話套話，下級也得要裝著聽得認真記得仔細，要當成字字是真理一句頂一千多句來對待。雖然有很多記下來後根本不看或沒有看的必要，但下級也得要記，這是對領導的態度問題，是一種不能省略的重視和尊重。這不是組織紀律的紀律至關重要。有一個笑話說，一位下級小官在聆聽上級大官教誨之前就開啟了筆記本，那位上級大官在正式講話前對身邊的人悄悄地說昨晚拉肚了，小官也就沒在意記下了，後來講話正式開始後，上級大官的第一句話就是“同志們”，這位下級小官也記了下來。這位小官喜歡喝酒，他第二天回來傳達上級大官講話的時候，酒熏熏地放開嗓子大聲地說：“昨晚拉肚了同志們”，下面聽的人全都愣住了。
梁書記跟三位年輕幹部談話一個星期後，市委、縣委分別對三人的工作做了安排。市委決定黃以恆同志任合安縣人民政府代縣長，待縣人代會選舉透過後任縣長，縣委決定，鄭天良同志任合安縣輕工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吳成業同志任合安縣城市建設局副局長。
那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特殊年代，是一個從政治到經濟都是非常規的年代，非常規的行動帶來了非常規的發展。經濟上深圳已經搞起了資本主義，文化上鄧麗君帶著港臺味的靡靡之音勢如破竹地瓦解著高亢雄壯了幾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會主義的銀幕上西方的浪蕩男女們公開抱在一起亂啃亂咬，組織上“三種人”打翻在地叫他們政治舞臺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學歷的年輕人破格提撥一夜間走上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領導崗位，今天是在車間裡握著鉗子滿身油汙的工程師，明天就是縣長、市長了，像黃以恆這樣有工作經驗的副科級年輕化知識化的幹部當縣長，在那個非常年代是司空見慣的事。
只有鄭天良心裡彆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說出來。剛進第三梯隊培訓班的時候鄭天良的自我感覺還是相當明亮的，他對在合安縣施展政治抱負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這些想法沒有跟任何縣領導作過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績跟縣領導交流的，這比上門去說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組織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心裡也是有一杆秤的，老縣長已經進了縣顧問委員會當主任，縣長人選本來就是給第三梯隊預備著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學院的那張單人床上規劃過合安縣發展的戰略思路。鄉鎮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專學歷的，而馬壩鄉的鄉鎮企業和農民收入在全縣、全市獨一無二，想找一個對手都找不到。梁邦定書記在縣裡工作時大會小會必提馬壩鄉和鄭天良，有人曾在人代會上提出過這樣一句口號：“遠學華西村，近學馬壩鄉”，後來由於感覺有點拗口，才沒有大面積流行。鄭天良對口號也不感興趣，他說大寨就是在“農業學大寨”的一片口號聲中被喊倒的。年輕的鄭天良是有資本自負的。
然而，三個“第三梯隊”的年輕幹部提了兩個，只有他是平調，他就覺得自己進省行政學院學習一年有點“陪太子讀書”的窩囊。但鄭天良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原則性還是很強的，他想如果自己不是黨的培養，不是組織上的關懷，他還在鄉村裡當獸醫騸牛卵子呢。於是他決定服從組織決定，決不流露出任何情緒來。
縣委組織部王部長代表縣委跟他談話時，鄭天良一時衝動，還是說出了一些組織觀念不強的話。
王部長也是一位即將去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頭頂上稀薄的頭髮欲蓋彌彰地鋪了幾綹，早晨的陽光照上去，頭頂就顯得愈加荒涼。鄭天良覺得王部長的第一句話就讓他有些難以接受：“天良同志，你對這次安排有什麼意見嗎？”鄭天良覺得談話不應該是這樣開頭，有意見又能怎麼樣，有意見能說嗎？他嚥了咽嘴裡的吐沫，說：“沒什麼意見，我服從組織安排。”王部長接著說：“這就對了，提拔和不提拔都是根據工作需要來決定的，黨和人民把你放在什麼位置上都是神聖的，職位有高低，革命工作卻沒有貴賤之分。這些年馬壩鄉的工作還是不錯的，但是你如果沒有縣委縣政府的支援，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援，個人的能力再大，也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我這不是否定你個人的努力，而是